新疆古称西域，公元前60年西汉中央政府在西域设置西域都护府，标志着新疆正式纳入中国的版图，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此以后，历代中央政权都将西域视为故土，行使着对西域的管辖权。新疆古代货币作为历史的物质载体，不仅是丝路贸易的实物见证，更是历代中央政府有效治理西域、多民族聚居交融的直接物证，其形制、文字、文化内涵深刻镌刻着中华文化的基因，彰显着多元一体的文明格局。

　　货币形制：遵循中原制度，彰显国家行政统属

　　众所周知，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圆形方孔的秦半两，开辟了中国古代货币的新纪元。从此，方孔圆钱成为中国铜钱的固定形制，一直沿用了2000余年。而作为中华货币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新疆古代货币，其核心形制始终与中原王朝保持一致，体现了中央政权对新疆地区的行政管辖与制度统一。

　　汉代时期，西域虽有本地铸币，但主流货币为中原王朝发行的五铢钱。在楼兰、尼雅、库车等遗址中，大量汉代五铢钱的出土，证明当时西域已纳入中原货币流通体系，是汉代对西域行使主权的重要佐证。

　　唐代新疆地区广泛流通开元通宝，同时出现的高昌吉利钱、回鹘钱、突骑施钱等，虽为地方铸币，但采用中原圆形方孔形制，充分说明唐代西域对中原货币制度的全面遵循，反映了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管辖下的行政统一性。

　　清代新疆铸币更直接体现中央统辖，新疆红钱的铸造，不仅形制与内地一致，部分钱币背面还加铸满文、维吾尔文，既延续中原货币传统，又兼顾本地民族文化，是中央政权对新疆有效治理的实物见证。

　　文字多元：汉字为核心，折射多民族文化交融

　　新疆古代货币上的文字组合，以汉字为基础，融合多种民族文字，生动展现了新疆多民族聚居、文化交融的历史事实，而汉字的主导地位始终凸显中华文化的主体作用。

　　汉代时期，于阗地区铸造了新疆最早的地方货币汉佉二体钱，钱文依然采用汉文，大型的“铜钱重廿四铢”，小型的“六铢钱”都采用汉字篆体，凸显了汉文字的核心地位。

　　魏晋南北朝时期，龟兹本地仿照中原王朝五铢钱铸造的“龟兹五铢”钱，正面为汉文“五铢”，背面为龟兹文，两种文字并存，既体现中原文化的影响力，也反映本地民族文化的特色，是多民族文化共生的早期例证。龟兹五铢钱是中原五铢钱体系在西域的延续。

　　唐宋元明时期，新疆地区流通的货币中，既有中央发行的钱币，也有地方铸造的钱币，部分钱币同时出现汉文、回鹘文、粟特文、阿拉伯文等多种文字在货币上共存，印证了新疆作为多民族聚居地区的文化交融传统。

　　清代新疆铸造的新疆红钱，钱币正面为汉字，背面常铸满文与维吾尔文，汉字作为正面主文始终占据核心位置，这种文字布局既强化了中华文化的主体地位，又尊重了本地民族文化，是中央政权在新疆推行多元一体治理的生动体现。

　　文化内涵：根植中华文化，承载多元文明交流

　　新疆古代货币的文化内涵深度根植于中华文化体系，同时吸收多元文明元素，成为中华文化兼容并蓄、新疆与内地文化一脉相承的有力证明。

　　货币上的“吉祥”“安康”等汉字主题，与中原地区货币的文化寓意高度一致，如“高昌吉利”钱的“吉利”二字，源自中原传统文化中的吉祥观念，说明新疆地区的文化价值取向与内地同根同源。

　　在个别的历史时期，新疆古代货币虽吸收了中亚、西亚货币的部分工艺元素，但核心的形制规范、文字体系、价值观念始终以中原文化为准则，比如喀喇汗王朝铸造的钱币，虽然铸造工艺采用打压法打制钱币，但历任汗王在钱币铭文王名之后都冠以“桃花石”，意为“中国汗”，他们以中国的桃花石可汗自诩，认为自己所建立的王朝仍然是中国的一部分，从未脱离中华文化的框架，文化始终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汉代的汉佉二体钱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龟兹五铢、从唐代的大历元宝、建中通宝到宋代的桃花石钱币，再到清代的新疆红钱，货币的流通网络覆盖新疆各地，并与内地货币体系互联互通，这种经济文化的紧密联系，进一步印证了新疆自古以来就与内地血脉相连，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新疆古代货币的历史脉络清晰表明：从形制到文字，从文化内涵到流通体系，新疆始终与中原王朝保持着高度的统一性，多民族文化在中华文化的框架下交融共生。这些历经千年的货币实物，不仅是新疆丰富多彩历史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更镌刻着深植新疆的中华文化根脉，无可辩驳地证明----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多民族聚居、多元文化交融是新疆历史发展的永恒主题。(吴文强 阿克苏地区文博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