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谈】杭州峰会是优化全球经济体系绝佳时机

2016-09-03 15:00:57|来源:国际在线|编辑:梁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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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际政治与全球经济环境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对全球政治、经济关系的影响非常深刻。总体而言,这些变化及影响可以概括如下:一是WTO机制动能殆尽;二是世界经济需要新的增长点以实现新的经济发展周期;三是国际政治与全球经济增长和治理高度联动。2016年也是波澜壮阔的一年,国际社会处于稳定与动荡的临界点,影响全球经济增长的“蝴蝶效应”应接不暇。正因如此,9月4-5日在杭州举行的第11届二十国集团峰会,在全球意义上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也就非比寻常, 正如“G20之父”加拿大前总理保罗·马丁所指出的,“中国举行G20峰会不仅是G20重生的契机,还将是真正的国际合作的重生契机。”

  当前的全球治理机制频遭“民主赤字”挑战。国际经济制度因为多是政府间或跨政府甚至非政府基础上的国际规则、规范和决策程序,从而对各国选民未能尽到责任,很多时候也未能充分考虑和照顾各国、各个群体的利益诉求,而频遭“民主赤字”指责。但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国际制度需要应对和处理的问题通常与国家安全、国内党派政治和经济利益分配交织在一起,其有效性必须建立在尽最大可能克服“民主赤字”的基础上;特别是正在当前经济形势低迷和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盛行的新常态下,这更要取决于各国的国内政治进程。

  国际制度职权和各国经济力量之间的脱节亟待纠正。现今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是建立在战后初期的全球权力格局基础上,战后历经多次调整,但基础性框架并未根本性改变。西欧、日本等国经济实力的上升,也未能撼动美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主导地位。美国对任何即便是建设性的修正与完善也会十分警惕。战后历次经济危机的事实已说明这一体制不适应新的全球化形势和各国经济实力格局,G20取代G8便是明证。总体说来,这一不适应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权责不相符。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在现行治理体系中收益巨大,但国际社会要求发达国家每年拿出GDP的0.7%援助发展中国家,事实上绝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做不到。因此,全球治理体系日益呈现权利和责任不相符的态势。

  二、权能不相符。欧美各国长期主导全球经济治理议程的设定与规则执行,掌握着各类国际机制的主导性权力,但随着新兴国家经济体的不断发展壮大,发达国家已经无法单独引领世界经济发展并做出包容式的决策。因此,全球治理体系中的权力和能力不相符的态势日趋明显。

  杭州峰会是中国优化现行全球经济体系的绝佳时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目前正朝着自己的“两个一百年”目标前进。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必须持续地协调国内国外两个大局。对外营造一个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国际政治、安全和经济环境。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并发展成为全球第二经济大国。但在全球经济分工中,中国较多地处于国际产业分工的末端,更多地从事高污染、高能耗和低附加值的区间。因此,当下中国政府大力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转型,正是为了通过弯道超车走出上述缺乏可持续性的经济发展路径。

  基于此,中国对全球经济治理完善与优化的需求既有发自内身的需求,也代表了广大新兴国家的诉求,具备内外两个方面的积极因素,也必将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广泛支持。

  峰会展现中国方案。此次杭州峰会主题为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和包容的世界经济,精准反应了上述背景和各国需求。峰会上中国作为东道主,理应提出自己的方案。

  第一,占据全球经济治理的价值制高点。以“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理念占据价值制高点。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离不开全球化的源头推动力量,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提出的各国同为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精准反应了全球化新阶段的突出特征。背离这一理念,各国在议题讨论和磋商中将不可避免地陷入国家间“相对收益”的盘算与权衡,从而使G20机制长效化的目标遥遥无期。

  第二,通过全球公平、公正的价值链来实现包容、联动式增长。发达国家和广大新兴经济体要有一个相互之间的良性互动,经济发展与往来过程中照顾到彼此的利益,从而形成一种“命运共同体”。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各不相同,不能强制性要求各国采用同一个标准,应该有一定的宽容度,实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体系。

  欲实现“大河有水小河满,小河有水大河满”的经济前景,需要推动改变发达国家对全球价值链的垄断。此次G20峰会在全球经济治理上应着力推动全球价值链的公平、公正与合理分配。

  第三,打造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典范。中国长期以来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起为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而努力。此次G20峰会作为全球最具广泛性的经济治理机制,全球政商学各界普遍寄予厚望。其能否发展成为长效性机制,既取决于其“开具药方”的有效性,也取决于其所能获得的国际认同度——在很大程度上弥补过往国际制度或者全球经济治理的“民主赤字”。

  在这一方面,中国自接任二十国集团主席开始,便积极地获取更大范围内的全球“公众认同”。中国同各界代表广泛对话,并且首次由中国总理与六大国际经济组织的负责人进行1+6圆桌对话,以期实现经济发展惠及各方、各群体利益;同时中方广邀发展中国家出席杭州峰会,使本次峰会将成为二十国集团历史上发展中国家参与最多的一次峰会,这一系列紧锣密鼓的工作,为杭州峰会的召开最大程度地凝聚了共识,铺平了道路,也使得本次峰会的包容性超越以往历次峰会。(李少丹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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