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网络空间发展与治理的行动指南

　　来源：人民论坛

　　2015年12月16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主旨演讲中，提出了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的四项原则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五点主张。四项原则和五点主张，充分体现了对信息革命背景下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科学认识，体现了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秩序更加公正合理的道义力量，体现了以实际行动增进互信、促进共同繁荣发展的责任担当，是人类正确合理利用互联网、发展互联网，以互联网推进人类和平与共同发展的行动指南。

　　四项原则从价值层面回答了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应有的准则

　　2014年7月，习主席在巴西国会的演讲中首次表达了与世界各国“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的意愿。时隔一年多，习主席为这一设想提出了四项原则，这四项原则是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应有的价值准则。

　　尊重网络主权。这是合宜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的基础。习主席从两个角度有力地论证了其必要性。一是把网络定义为“国家治理新领域”。国家治理的领域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近代以来，国家角色早已从“守夜人”扩展到“经济发展的综合协调者”“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再分配的主持人”“社会发展的引导者”等等。在如今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融入人民生活的互联网面前，国家没有理由不承担起治理职能。二是援引《联合国宪章》确立的主权平等原则论证网络主权的合法性。既然网络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新领域，那么网络主权显然包含在国家主权的外延之中。习主席指明，尊重网络主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网络发展道路、网络管理模式、互联网公共政策。这是尊重各国的内政权。其二是尊重各国平等参与国际网络空间治理的权利。这是在国际层面上尊重各国平等的国际事务参与权。

　　维护和平安全。这是合宜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的底线。习主席指出，“网络空间，不应成为各国角力的战场，更不能成为违法犯罪的温床。”和平是各国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是人类共同的美好愿望。互联网作为人类最伟大的技术发明，应当被用来促进人类的和平，而非加剧冲突甚至引发战争。在现实中，一些国家利用自身在互联网上的技术优势，对他国实施大规模网络监控和网络攻击，并通过网络传播干预他国舆论环境，此类行为已经造成国家间的严重不信任情绪，对国际局势的稳定带来不良影响。还有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网络进行恐怖、邪教、淫秽、贩毒、洗钱、赌博等严重违背公序良俗、危害社会和谐安定的犯罪活动，成为全球公害。如果对这些行为听之任之、或不予坚决打击，互联网就会走向人类的反面，变成恶之花繁衍的温床。

　　促进开放合作。这是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的目标。人类社会的发展的高度，取决于合作可能的广度和深度。而互联网给人类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带来前所未有的拓展空间。互联网是代表合作和共赢价值观的技术。互联网治理体系理应发扬互联网技术代表的合作共赢精神。习主席特别强调要让更多的国家和人民搭乘信息时代快车，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指明了开放不仅仅是网络强国之间互通互联、合作互利，更要包含网络强国对网络弱国的自觉扶助，提供包括基础设施、技术、资金、人才等各方面的支持。信息鸿沟是真实的存在，国际电信联盟的数据表明，欧美地区整体上网比例已经在60%以上，而非洲则不足10%。开放合作原则将大大有助于改善互联网发展不平衡的状态，建设普惠、泛在的网络空间。

　　构建良好秩序。这应当成为全球网络空间的常态。键盘和鼠标给人们穿上了隐身衣，而慎独最难。互联网方便了人们发出自己的声音，少部分人回报它的却是言论的不负责任和语言的低俗故意。近年来，中国政府以法治手段推进网络治理，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清朗了网络空间。网络生态对于网民的意义，就是绿水青山对于居民的意义一样，甚至网络生态相较自然生态，更是公众分散行为的直接结果。这就需要网民加强自我道德约束，自觉文明地利用网络，“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在网络治理中，法治起托底的作用，但山青水秀的网络空间需要全球网络企业、网民以文明行动共同塑造。

　　五点主张从实践层面回答了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路径

　　提出“五点主张”之前，习主席总括性地提出了“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愿景。这一愿景体现了党中央对信息技术引导下的时代发展大势的科学判断、准确把握和道义担当。

　　构建网络命运共同体既是人类已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这一事实的逻辑结果，也是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的必然要求。没有网络命运共同体，网络发展不平衡、规则不健全、秩序不合理的问题不会自行得到解决。以网络安全为例，黑客攻击常常是跨国界且难以追踪的，即使受害者可以追踪到恶意数据包的来源，也仍然难以确定数据包产生的源头、发送者等关键信息。进一步讲，即使受害者能够认定是谁发起了攻击，其所能采取反制措施仍然是相当有限并且缺乏效力的。也就是说，黑客发动攻击的危害性与其可能要承担的责任高度不匹配。因而，主权国家显然难以完全依靠自身力量解决网络安全问题，它们唯有联起手来，分享信息、互鉴技术，互联互通、共享共治，才能有效维护网络安全。网络主权保护、网络秩序维护等其他方面其理相似。

　　习主席针对构建网络命运共同体提出的五点主张，是世界各国携起手来，构建网络命运共同体的具体路径。

　　五点主张体现了鲜明的问题导向。针对当前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习主席深入探索其根源症结，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如何利用互联网解决这些问题的中国主张。当前人类面临的首要安全问题是地区间、民族间、国家间乃至不同文明间冲突不断的问题。习主席主张打造网上文化交流共享平台，借助互联网推动世界优秀文化交流互鉴，推动各国人民情感交流、心灵沟通，这是化解文明冲突，调和文明共存，增进文明合作，促进文明共同进步的治本之道。人类面临的第二大问题是发展的不平衡、不稳定问题。互联网改造了传统业态，带来部分行业失业增加，社会财富加速向网络新贵聚集。行业间、国家间的贫富分化也在扩大。对此，习主席提出“推动网络经济创新发展，促进共同繁荣”主张，倡导以“互联网蓬勃发展”，为“各国企业和创业者提供广阔市场空间”。这一主张与“加快全球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互联互通”相结合，是引导全球经济走出低迷，促进共同繁荣的良方。再者，针对当前全球网络治理规则不健全、秩序不合理，国家间的网络互信机制尚未建立的问题，习主席强调各国要加强沟通交流、完善对话协商机制，共同确立各方普遍接受的规则，遏制信息技术滥用。近年来，我国已先后两次召开世界互联网大会，组织开展中美互联网对话、中英互联网圆桌会议、中国—东盟网络空间论坛等活动，为全球互联网共享共治搭建了多层次、全方位的交流对话平台。

　　五点主张表达了积极行动的中国担当。习总书记提出的前三点主张，均有相关政策承诺作为支撑。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主张，落实为中国将加大资金投入，加强技术支持；促进文化交流互鉴主张，落实为中国将同各国一道打造网上文化交流共享平台，丰富人们精神世界；推动网络经济创新发展，落实为发展跨境电子商务、建设信息经济示范区。后两点主张，由于涉及国际合作，秉持尊重他国主权原则，习主席以提议形式表达了中国的良好意愿。针对保障网络安全，促进有序发展，提议推动制定各方接受的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和反恐公约，健全打击网络犯罪司法协助机制；针对构建公平正义的互联网治理体系，提议完善网络空间对话协商机制，研究制定能够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意愿和利益的全球互联网治理规则。以上都表达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促进全球共同繁荣和发展的诚意，体现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愿意为世界贡献公共物品大国的自觉担当。

　　行动指南是奉献给世界的中国智慧

　　四项原则和五点主张，擘画了互联网发展的新愿景，指明了互联网治理的新方向，是人类合理开发网络空间的行动指南。这一行动指南是中国智慧的结晶。

　　行动指南是习主席外交新理念在网络治理领域的体现。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新理念的核心，也是中国制定对外政策的认知基础。习主席强调网络空间的“和平、安全、开放、合作”，承诺中国将为不断缩小信息鸿沟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让更多发展中国家和人民共享互联网带来的发展机遇，是合作共赢外交新理念的实践运用，体现了社会主义大国的情怀和担当。“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与习主席2013年3月莫斯科演讲时提出，之后多次使用的“命运共同体”概念一脉相承，可溯源到中国古老的“天下大同”理想。

　　行动指南是中国特色政治智慧和经验的国际运用。习主席强调的对话交流、多边参与，是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制度的核心智慧。“加快全球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互联互通”、“推动网络经济创新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既体现了网络大国的责任担当，也是基于对互联网发展中国经验的总结，表达了中国希望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互联网的愿望。行动指南对于全球互联网治理的诸多倡议，是中国近年高度重视互联网发展、以互联网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法治推进网络空间治理等中国经验的升华。

　　行动指南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结晶。尊重主权与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相辅相成，和平安全与开放合作不可偏废，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完美呈现。互联网要造福更多发展中国家和人民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技术观的精髓所在。马克思主义认为，技术应当普遍地提升人的发展，而非只推进少部分特权人物或精英人物的发展。国际网络空间治理，应该由大家商量着办，充分发挥政府、国际组织、互联网企业、技术社群、民间机构、公民个人等各个主体作用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群众路线的时代运用。

　　习主席的“四项原则”和“五点主张”是对人类社会发展作出的重大思想贡献，具有里程碑意义。这一指导全球互联网发展方向的行动指南放眼人类文明发展，回应各国诉求，是中国向世界贡献的又一智慧结晶。它又一次表明中国正在从出口工业制成品的世界工厂，稳步蜕变为既出口高铁也出口思想观念的创新引领者。

　　（作者单位：浙江外国语学院教师、清华大学国际政治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