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新闻>>国际>>正文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王永志

2016-04-13 13:09:52|来源:新华网|编辑:徐雅平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王永志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王永志

  王永志,辽宁省昌图县人。1932年11月17日出生。1952年考入清华大学航空系飞机设计专业。1955年前往莫斯科航空学院留学,攻读飞机设计和导弹设计专业,1961年毕业于莫斯科航空学院。俄罗斯宇航科学院外籍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曾担任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领导和主持过6种新型火箭的研制,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l项、一等奖2项。1986年担任“863计划”载人航天工程研究组组长,现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

  记者: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是党中央、国务院从我国政治、外交、科技发展的全局出发作出的一项伟大决策。您作为这一工程的总设计师,请您给我们谈谈这项工程的起步过程。

  王:中国载人航天计划起源于我国“863高技术发展研究规划”。1986年初,我国航天老专家王大珩、陈方允等四人联名向邓小平提交了一份报告,建议中国制定高新技术发展规划。邓小平当即批准:“马上组织,不得延误”。1986年3月,国务院组织全国200多个专家,分10个组开会研究制定国家高技术发展规划。我当时也是其中之一,担任“载人航天工程”研究组组长。在这个会议上制定了中国高技术发展研究规划,称为“863计划”。1987年,党中央决定实施“863计划”,分7个重点领域,其中之一就是中国载人航天领域,叫做“863-2”。这个领域成立了7个人的专家委员会,我是其中的一员,一起研究载人航天发展规划,也就是制定中国载人航天的发展蓝图。从1987年开始,进行了5年。一直到1992年1月,开始进行载人航天技术经济可行性论证,论证之后就进入了准备立项阶段。1992年1月17日,我担任载人航天工程技术经济可行性论证组组长。1992年8月1日,我们向上面汇报。他们认为,这个规划是有深度的,比较可行的,同意了整个发展规划。同年9月21日,党中央听取了论证汇报,整个工程才定了下来,就是现在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记者: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都包括哪些领域?

  王: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是中国航天事业中规模最大、系统最多,也是最复杂的一项工程,涉及的领域很多,总体上分为7大系统:航天员系统、应用系统、飞船系统、火箭系统、发射场系统、测控通信系统和着陆场系统。航天员系统涉及到航天员的训练、飞船上如何进行生命保障,包括医学监督、医学保障等等。应用系统要进行对地观测、空间探测、遥感,还要搞生命科学研究、晶体等材料科学的研究,涉及面非常广泛。其他系统如飞船、火箭、发射场、测控、返回着陆场等等,各个系统都涉及到不同的领域。比如说着陆场系统,飞船返回时如果落到海上、山区、森林、沙漠、城市区,就要进行搜救航天员、海上打捞,回收返回舱工作。所以从这些方面来讲,载人航天工程所涉及的科学门类很多,非常复杂,远不是把飞船发射上天,让它在轨道上运行就完了,不是过去的卫星工程。

  记者:当初决定搞载人航天的时候,许多人不是很赞成。您觉得搞载人航天工程的意义在哪里?

  王:当初有人不赞成,主要是出于经费上的考虑。因为在八十年代,我国的经济状况并不是很好。搞载人航天,涉及科技问题很多,要求很高。它不但要求很高的科学技术水平,还需要国家经济力量的支持。这么复杂的工程,没有一定的国力,就干不了这件事情。所以载人航天计划一出现,本身就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目前只有美、俄两国独立搞载人航天,第三个就是中国。它一方面带动了我国整个科技、国防和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国家综合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

  记者:到目前为止,我国搞载人航天工程已经搞了十多年了,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是不是全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搞这项工程?

  王:载人航天工程完全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完成的。因为这是一个国家科技发展的最前沿,各国都是保密的。现在情况好一些,可以搞一些国际合作。但这个国际合作是局部的,少量的,而且要建立在有航天能力的基础上,最基本的东西都得靠我们自己搞出来!

  记者:您早年在苏联留学,有没有接触到这方面的东西?

  王:这方面的东西接触不到,只是作为正常的学术交流在国外留学。我在莫斯科宇航学院,主要是学习飞机设计专业,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是学飞机设计的。

  记者:那时候您想搞飞机?

  王:对。其实我最早并没有想到要去搞航天。1952年高中毕业时,我就选择了清华大学航空系。这是我一生中很大的一个转折点,从此走向了航空航天的道路。

  记者:但是您后来并没有搞飞机。

  王:我在清华大学学了一年飞机设计后,组织上想派一些人去苏联留学,争求我的意见,我当时就很想去。1955年,我考上了莫斯科航空学院,继续学习飞机设计等专业。

  记者:后来因为国际上的一些变化,前苏联终止了对我们的支援。那时候您在国外的情况怎么样?

  王:那是1960年,前苏联终止了支援合同,撤走了在中国援建的苏联专家。我国也因此召回了所有留苏学生,我也一起回国了。但没过多久,这种大学之间的学术交流关系又恢复了,我又重返苏联学习,1961年毕业回国。

  记者:那时候我国的火箭研制也刚刚起步。

  王:对。所以我回来之后,就被分配到了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总体设计部工作,参加我国第一枚中近程火箭的设计研究,1964年试射成功。

  记者:那是您第一次参加发射。

  王:是第一次,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进行发射试验。

  记者:第一次发射给您留下的影响是什么?

  王:那时候钱老(钱学森)是发射场的技术总指挥。当时计算火箭的推力时,发现射程不够,大家考虑是不是多加一点推进剂。但是火箭的燃料贮箱有限,再加也加不进去了。那时7、8月份的天气,很炎热。火箭发射时推进剂温度高,密度就要变小,发动机的节流特性也要随之变化。我根据这个计算了一下,如果从火箭储箱内泄出600公斤燃料,这枚火箭就会命中目标。我把这项建议在会上提出来,大家不太相信,说本来火箭射程就不够,还要往外泄?后来钱学森听了我的意见,觉得很有道理,就马上把火箭总设计师叫来,指着我说:“这个年轻人的意见对,就按他的办!”后来火箭一次试射成功。这件事给我的影响很深,发射成功后也很受鼓舞。以后的工作中,钱老长期指导我工作,他对我的帮助和启发很大,有20多年时间,我都一直在他的指导下工作。

  记者:您担任过多种型号火箭的研制,哪一次对您来说最艰难?

  王:我担任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期间,负责研制“长征二号捆绑火箭”的时候,风险很大。那是1986年左右,国际航天发射市场多次失利,特别是大型卫星的运载能力出现了危机。当时我们想以“长征二号”火箭为基础,研制大推力捆绑火箭,将火箭的运载能力由原来的2.5吨提高到8.8吨,可以承揽用航天飞机发射的大型卫星,把中国的运载火箭推向国际市场。大推力捆绑火箭在1988年底才被批准开始研制。我们跟美国卫星公司签订的合同,要在1990年6月30日前完成大推力捆绑火箭,否则就取消合同,罚款100万美元。

  记者:只有一年半时间。

  王:这时离与要求的期限就剩下18个月,所以非常紧迫。一方面研制火箭的经费不足,我们只能一边贷款一边干;另一方面许多全新的技术要加紧研制。如果18个月后拿不出来,或者推力达不到,都将给我们火箭的发展带来很大的损失和打击。所以那段时间压力很大,吃不下,睡不着。直到最后,发射成功了,心里那块石头才落地。

  记者:1992年开始,您又担任起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的重任,这比以前的火箭研究更加复杂和困难。顶风冒险这么多年,是什么信念支持着您?

  王:载人航天工程虽然很复杂,很艰难,但是这本身对我各方面的发展都有一种带动作用。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一身很成功,都有这样的理想。但要达到这样的目的也不容易。个人的努力是一方面,工作环境、机遇也都非常重要。我能遇上这样的机遇,也很难得。对我个人来讲,我非常喜欢我这一行,对这一行有着执著的追求,可以牺牲自己的利益,集中力量把事业做好。我常常想,我们中国人这么多,为什么就不能强大起来?如果中国人个个都很努力,那力量该有多大?总有一天,我们的国防会强大起来,我一直都抱着这样的信念。所以无论组织上交给我什么任务,我都会努力把它干好!

  记者:干好一件事很不容易,尤其是航天。

  王:干这一行,高技术、高风险,同时又是很重要、很贵重的东西,所以很怕失败、受挫折,老是提心吊胆,不敢掉以轻心。搞成以后,又反复检查、回想,是不是还有什么问题,折腾几遍才放心。

  记者:就目前的状态来看,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在国际上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王:与国外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世界上最早搞载人航天是前苏联,他们1961年就上天了。其次是美国,1962年上天。国际上载人航天发展还是很快的,1969年美国阿波罗登月,1982年美国航天飞机发射成功,等等。他们的技术水平都很高,我们的飞船工程与他们还有很大差距。但是载人航天不是谁想搞就能搞得了,必须有强大的国防实力、经济实力做后盾。所以世界上除了美国和俄罗斯外,还没有另外一个国家这么大规模地搞载人航天。所以尽管在技术水平上我们与他们存在差距,但我们在世界上还是稳居第三。我相信再过十年八年,或者用不了那么长时间,我国的载人航天工程一定会赶上他们。

  记者:“神舟”飞船也已经发射好几次了,马上要进行载人飞行,您一定有很多感想。

  王:载人航天工程是由千千万万的人共同完成的。1992年开始工程研制,我们大多数系统都是从零起步,到1999年“神舟”一号飞船发射,期间经历了7年时间,这个速度还是挺快的。现在经过了四次试验,所有系统都接近最终状态,系统功能也复杂多了。越接近上人,要求越高,中央领导对我们的工程也非常重视。所以尽管经过了这么多次试验,产品质量可靠了,技术队伍成熟了,但还是放心不下,每一次发射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新的开始。载人航天工程进行到现在,非常不容易,每一步都走得很难。我们是沿着老一辈航天人的足迹走过来的,现在要进行载人,这是所有中国航天人的愿望,也是我最终的愿望。

  记者:您怎么看我国未来的载人航天工程发展?

  王:我们实现载人飞行的历史性突破后,下一步就是建立发展空间实验室,成立空间实验系统。然后通过飞船天地往返运输系统,航天员不定期或者短期地登上空间实验室,做试验、对地观测,其余时间实验室自动在轨道上运行。建立空间实验室之后,将来可依据需要,扩大规模,建立永久性空间站,长期有人照料。这是目前的发展方向,也就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分三步走的规划。从长远发展来看,大的空间站可能会走国际间合作的道路,这是国际空间技术发展的大趋势。但目前还不行,我们必须立足于自己的科学技术水平,有自己的载人航天工程。

  记者:如果有机会让您再做一次选择,您还会选择“航天”吗?

  王:再选择一次人生,当然没有这样的机会了。但如果我还能为我国的载人航天,能为我国空间事业多做一些贡献,多工作几十年,那是我很大的希望。其实我们这一代航天人大都有这样的愿望。搞飞船,把我们中国人运上太空去,这个愿望也非常强烈。所以搞航天,高科技竞争,无休无止。宇宙是无边无际的,那么探索宇宙、开发宇宙的工作也是无限期的。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做更多的工作,进一步把我们的事业推向前去。

国际在线官方微信

国际在线趣新闻

返回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