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王永志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王永志

　　王永志，辽宁省昌图县人。1932年11月17日出生。1952年考入清华大学航空系飞机设计专业。1955年前往莫斯科航空学院留学，攻读飞机设计和导弹设计专业，1961年毕业于莫斯科航空学院。俄罗斯宇航科学院外籍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曾担任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领导和主持过6种新型火箭的研制，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l项、一等奖2项。1986年担任“863计划”载人航天工程研究组组长，现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

　　记者：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是党中央、国务院从我国政治、外交、科技发展的全局出发作出的一项伟大决策。您作为这一工程的总设计师，请您给我们谈谈这项工程的起步过程。

　　王：中国载人航天计划起源于我国“863高技术发展研究规划”。1986年初，我国航天老专家王大珩、陈方允等四人联名向邓小平提交了一份报告，建议中国制定高新技术发展规划。邓小平当即批准：“马上组织，不得延误”。1986年3月，国务院组织全国200多个专家，分10个组开会研究制定国家高技术发展规划。我当时也是其中之一，担任“载人航天工程”研究组组长。在这个会议上制定了中国高技术发展研究规划，称为“863计划”。1987年，党中央决定实施“863计划”，分7个重点领域，其中之一就是中国载人航天领域，叫做“863-2”。这个领域成立了7个人的专家委员会，我是其中的一员，一起研究载人航天发展规划，也就是制定中国载人航天的发展蓝图。从1987年开始，进行了5年。一直到1992年1月，开始进行载人航天技术经济可行性论证，论证之后就进入了准备立项阶段。1992年1月17日，我担任载人航天工程技术经济可行性论证组组长。1992年8月1日，我们向上面汇报。他们认为，这个规划是有深度的，比较可行的，同意了整个发展规划。同年9月21日，党中央听取了论证汇报，整个工程才定了下来，就是现在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记者：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都包括哪些领域？

　　王：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是中国航天事业中规模最大、系统最多，也是最复杂的一项工程，涉及的领域很多，总体上分为7大系统：航天员系统、应用系统、飞船系统、火箭系统、发射场系统、测控通信系统和着陆场系统。航天员系统涉及到航天员的训练、飞船上如何进行生命保障，包括医学监督、医学保障等等。应用系统要进行对地观测、空间探测、遥感，还要搞生命科学研究、晶体等材料科学的研究，涉及面非常广泛。其他系统如飞船、火箭、发射场、测控、返回着陆场等等，各个系统都涉及到不同的领域。比如说着陆场系统，飞船返回时如果落到海上、山区、森林、沙漠、城市区，就要进行搜救航天员、海上打捞，回收返回舱工作。所以从这些方面来讲，载人航天工程所涉及的科学门类很多，非常复杂，远不是把飞船发射上天，让它在轨道上运行就完了，不是过去的卫星工程。

　　记者：当初决定搞载人航天的时候，许多人不是很赞成。您觉得搞载人航天工程的意义在哪里？

　　王：当初有人不赞成，主要是出于经费上的考虑。因为在八十年代，我国的经济状况并不是很好。搞载人航天，涉及科技问题很多，要求很高。它不但要求很高的科学技术水平，还需要国家经济力量的支持。这么复杂的工程，没有一定的国力，就干不了这件事情。所以载人航天计划一出现，本身就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目前只有美、俄两国独立搞载人航天，第三个就是中国。它一方面带动了我国整个科技、国防和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国家综合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

　　记者：到目前为止，我国搞载人航天工程已经搞了十多年了，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是不是全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搞这项工程？

　　王：载人航天工程完全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完成的。因为这是一个国家科技发展的最前沿，各国都是保密的。现在情况好一些，可以搞一些国际合作。但这个国际合作是局部的，少量的，而且要建立在有航天能力的基础上，最基本的东西都得靠我们自己搞出来！

　　记者：您早年在苏联留学，有没有接触到这方面的东西？

　　王：这方面的东西接触不到，只是作为正常的学术交流在国外留学。我在莫斯科宇航学院，主要是学习飞机设计专业，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是学飞机设计的。

　　记者：那时候您想搞飞机？

　　王：对。其实我最早并没有想到要去搞航天。1952年高中毕业时，我就选择了清华大学航空系。这是我一生中很大的一个转折点，从此走向了航空航天的道路。

　　记者：但是您后来并没有搞飞机。

　　王：我在清华大学学了一年飞机设计后，组织上想派一些人去苏联留学，争求我的意见，我当时就很想去。1955年，我考上了莫斯科航空学院，继续学习飞机设计等专业。

　　记者：后来因为国际上的一些变化，前苏联终止了对我们的支援。那时候您在国外的情况怎么样？

　　王：那是1960年，前苏联终止了支援合同，撤走了在中国援建的苏联专家。我国也因此召回了所有留苏学生，我也一起回国了。但没过多久，这种大学之间的学术交流关系又恢复了，我又重返苏联学习，1961年毕业回国。

　　记者：那时候我国的火箭研制也刚刚起步。

　　王：对。所以我回来之后，就被分配到了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总体设计部工作，参加我国第一枚中近程火箭的设计研究，1964年试射成功。

　　记者：那是您第一次参加发射。

　　王：是第一次，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进行发射试验。

　　记者：第一次发射给您留下的影响是什么？

　　王：那时候钱老(钱学森)是发射场的技术总指挥。当时计算火箭的推力时，发现射程不够，大家考虑是不是多加一点推进剂。但是火箭的燃料贮箱有限，再加也加不进去了。那时7、8月份的天气，很炎热。火箭发射时推进剂温度高，密度就要变小，发动机的节流特性也要随之变化。我根据这个计算了一下，如果从火箭储箱内泄出600公斤燃料，这枚火箭就会命中目标。我把这项建议在会上提出来，大家不太相信，说本来火箭射程就不够，还要往外泄？后来钱学森听了我的意见，觉得很有道理，就马上把火箭总设计师叫来，指着我说：“这个年轻人的意见对，就按他的办！”后来火箭一次试射成功。这件事给我的影响很深，发射成功后也很受鼓舞。以后的工作中，钱老长期指导我工作，他对我的帮助和启发很大，有20多年时间，我都一直在他的指导下工作。

　　记者：您担任过多种型号火箭的研制，哪一次对您来说最艰难？

　　王：我担任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期间，负责研制“长征二号捆绑火箭”的时候，风险很大。那是1986年左右，国际航天发射市场多次失利，特别是大型卫星的运载能力出现了危机。当时我们想以“长征二号”火箭为基础，研制大推力捆绑火箭，将火箭的运载能力由原来的2.5吨提高到8.8吨，可以承揽用航天飞机发射的大型卫星，把中国的运载火箭推向国际市场。大推力捆绑火箭在1988年底才被批准开始研制。我们跟美国卫星公司签订的合同，要在1990年6月30日前完成大推力捆绑火箭，否则就取消合同，罚款100万美元。

　　记者：只有一年半时间。

　　王：这时离与要求的期限就剩下18个月，所以非常紧迫。一方面研制火箭的经费不足，我们只能一边贷款一边干；另一方面许多全新的技术要加紧研制。如果18个月后拿不出来，或者推力达不到，都将给我们火箭的发展带来很大的损失和打击。所以那段时间压力很大，吃不下，睡不着。直到最后，发射成功了，心里那块石头才落地。

　　记者：1992年开始，您又担任起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的重任，这比以前的火箭研究更加复杂和困难。顶风冒险这么多年，是什么信念支持着您？

　　王：载人航天工程虽然很复杂，很艰难，但是这本身对我各方面的发展都有一种带动作用。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一身很成功，都有这样的理想。但要达到这样的目的也不容易。个人的努力是一方面，工作环境、机遇也都非常重要。我能遇上这样的机遇，也很难得。对我个人来讲，我非常喜欢我这一行，对这一行有着执著的追求，可以牺牲自己的利益，集中力量把事业做好。我常常想，我们中国人这么多，为什么就不能强大起来？如果中国人个个都很努力，那力量该有多大？总有一天，我们的国防会强大起来，我一直都抱着这样的信念。所以无论组织上交给我什么任务，我都会努力把它干好！

　　记者：干好一件事很不容易，尤其是航天。

　　王：干这一行，高技术、高风险，同时又是很重要、很贵重的东西，所以很怕失败、受挫折，老是提心吊胆，不敢掉以轻心。搞成以后，又反复检查、回想，是不是还有什么问题，折腾几遍才放心。

　　记者：就目前的状态来看，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在国际上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王：与国外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世界上最早搞载人航天是前苏联，他们1961年就上天了。其次是美国，1962年上天。国际上载人航天发展还是很快的，1969年美国阿波罗登月，1982年美国航天飞机发射成功，等等。他们的技术水平都很高，我们的飞船工程与他们还有很大差距。但是载人航天不是谁想搞就能搞得了，必须有强大的国防实力、经济实力做后盾。所以世界上除了美国和俄罗斯外，还没有另外一个国家这么大规模地搞载人航天。所以尽管在技术水平上我们与他们存在差距，但我们在世界上还是稳居第三。我相信再过十年八年，或者用不了那么长时间，我国的载人航天工程一定会赶上他们。

　　记者：“神舟”飞船也已经发射好几次了，马上要进行载人飞行，您一定有很多感想。

　　王：载人航天工程是由千千万万的人共同完成的。1992年开始工程研制，我们大多数系统都是从零起步，到1999年“神舟”一号飞船发射，期间经历了7年时间，这个速度还是挺快的。现在经过了四次试验，所有系统都接近最终状态，系统功能也复杂多了。越接近上人，要求越高，中央领导对我们的工程也非常重视。所以尽管经过了这么多次试验，产品质量可靠了，技术队伍成熟了，但还是放心不下，每一次发射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新的开始。载人航天工程进行到现在，非常不容易，每一步都走得很难。我们是沿着老一辈航天人的足迹走过来的，现在要进行载人，这是所有中国航天人的愿望，也是我最终的愿望。

　　记者：您怎么看我国未来的载人航天工程发展？

　　王：我们实现载人飞行的历史性突破后，下一步就是建立发展空间实验室，成立空间实验系统。然后通过飞船天地往返运输系统，航天员不定期或者短期地登上空间实验室，做试验、对地观测，其余时间实验室自动在轨道上运行。建立空间实验室之后，将来可依据需要，扩大规模，建立永久性空间站，长期有人照料。这是目前的发展方向，也就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分三步走的规划。从长远发展来看，大的空间站可能会走国际间合作的道路，这是国际空间技术发展的大趋势。但目前还不行，我们必须立足于自己的科学技术水平，有自己的载人航天工程。

　　记者：如果有机会让您再做一次选择，您还会选择“航天”吗？

　　王：再选择一次人生，当然没有这样的机会了。但如果我还能为我国的载人航天，能为我国空间事业多做一些贡献，多工作几十年，那是我很大的希望。其实我们这一代航天人大都有这样的愿望。搞飞船，把我们中国人运上太空去，这个愿望也非常强烈。所以搞航天，高科技竞争，无休无止。宇宙是无边无际的，那么探索宇宙、开发宇宙的工作也是无限期的。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做更多的工作，进一步把我们的事业推向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