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摘"毒瘤"就摘"官帽" 江西收缴2.19亿元"红包"

　　新华社南昌５月５日专电题：不摘“毒瘤”就摘“官帽”，江西收缴２．１９亿元“红包”的背后

　　新华社记者　赖星

　　“巴豆虽小坏肠胃，酒杯不深淹死人”。日常生活中，“红包”被看做是人情的“润滑剂”，是“小节小事”，但它一进入官场就发生变异，逐渐演化为妨碍公正执行公务、败坏党风政风的毒瘤。

　　据江西省纪委统计，２０１３年９月开展“红包”问题专项治理至今，全省廉政账户共收到２．１９亿元“红包”等违纪款。其中今年前３个月，就收到“红包”等违纪款９２９．６４万元，处理５３人。

　　“红包”治理重点指向公安、交通等重点领域

　　党员干部违规收受“红包”问题由来已久，极易腐蚀执政党肌体健康。治超治限、市场监管……一些基层行政执法人员往往会面临“红包”诱惑。２０１６年江西开展“红包”专项治理，指向了公安、交通、环保、住建系统等事关群众获得感的重点领域。

　　“鹰潭纪检部门近期查处涉及３３名民警及２５名协警的顶风违纪的典型案件，印证了选择公安部门进行红包治理的必要性。”江西省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吴连平介绍说。经查，在采砂货运沿线，一些货车司机、采砂老板为了躲避超载超限的检查，特意向沿路交警、协警送现金“红包”、茶叶、香烟等进行打点。

　　从查处的案例看，这些“红包”是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或者明显超出礼尚往来标准的财物，比如来自管理或服务对象单位和个人的礼品礼金等。吴连平表示，“单位要干事，朋友要应付，生意要照顾”成为一些党员干部收受红包的托词，他们对此习以为常，见怪不怪，其实质都是对党纪国法的淡漠。

　　２０１３年８月，中央第八巡视组向江西反馈巡视情况时便指出，一些干部过年过节收送“红包”问题反映仍然较多。此后，江西着手开展“红包”问题专项治理。截至目前，全省共处理３８０余人。第一个在“红包”面前倒下的厅级干部是江西省畜牧局原局长黄峰岩。

　　按照“惯例”，一些地方官员会在年前到上级部门“走动”，经营人脉关系。江西省委巡视组此前巡视发现，吉安市畜牧兽医局局长周永生便借着年前走访的名义向黄峰岩塞了４０００元“红包”。

　　办案人员以此为线索，发现黄峰岩存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涉嫌犯罪的情况。

　　“从近年省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情况看，多数贪腐分子是从收送‘红包’开始，进而搞权钱交易，一步一步走向腐败深渊。”江西省纪委常委汪爽介绍。

　　收“红包”丢“官帽”　有单位班子成员无一幸免

　　记者发现，在“红包”面前，一些党员干部来者不拒，小到五六百元，大到两三万元，逐渐滋生“腐败暗疮”，一些单位甚至出现了班子成员集体收受“红包”而被全部免职的情况。

　　原瑞金市九堡中学校长兼党支部书记李峰因收受５００元“红包”而被免职一事在江西广为流传。有施工方为了获得李峰在校宿舍工程施工以及资金拨付方面的“关照”，先后２次送了他一些土特产，并在２０１５年春节前给他包了一个５００元的“红包”。

　　后经瑞金市纪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对李峰进行立案调查，并责成其主管单位对李锋予以免去党内及行政职务，追缴有关违纪款上交财政。

　　“既要抓大案要案，又要抓早抓小，从老百姓身边的具体问题抓起，‘红包’问题比较普遍，只有毫不手软地对其进行治理，才能提高震慑力。”江西省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衷文俊说。

　　在江西省畜牧局，除了黄峰岩收受“红包”外，另外两名班子成员也未能幸免。江西省委对这３人全部执行了“先免职再处理”的纪律政策，在党员干部中引起强烈震动。

　　“经历这个事，大家都知道治‘红包’要动真格的了，为了几千块钱丢官帽太不值得。”在江西省农业厅任职的陈姓工作人员说。

　　江西省国土厅原副厅长陈祥云则是另一名因“红包”问题而被摘掉“乌纱帽”的官员。在他即将被重用为正厅级干部的前夕，纪检部门查实，２０１４年春节期间，陈祥云曾收受某私营企业主“红包”２万元。此后，陈祥云被免去党委和行政职务，被给予警告处分。

　　“当干部不收‘红包’，收‘红包’就要丢官帽，这是铁的纪律，不论你在何岗位，也不论工作表现如何而打折扣。”吴连平说。

　　治理“常态化”　遏制送“红包”才能顺利办事的歪风

　　虽然当前“红包”治理成果显著，但仍存在少数党员干部不收手、不收敛，一些地方和领域“红包”问题还比较突出。专家和纪检监察人士指出，亟待构建常态化“红包”治理机制，层层压实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治理格局。

　　江西省委巡视组在２０１５年巡视“回头看”中发现，还有不少人我行我素，利用婚丧嫁娶大办酒席、收受礼金，有的地方纪委监督执纪问责失之于宽、失之于软，对个别党员干部收受“红包”问题处理不到位。

　　“对这些顶风违纪收受‘红包’的干部，可以先免职再处理，强化执纪的严肃性。”江西省委巡视办副主任王爱东认为。

　　江西省党风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曾明分析，“红包”问题反复出现暴露出一些单位财务管理不规范、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过大等问题。

　　衷文俊建议：要进一步深化小金库治理，铲除公款赠送“红包”土壤；建成全省财政资金监管系统，督促职能部门加强“三公经费”和专项经费检查，提高从源头发现问题的能力；规范领导干部婚丧喜庆事宜，杜绝影响公务的人情“红包”。

　　吴连平介绍，省纪委正在总结“红包”治理经验，拟定一套规则办法，便于各地参考执行；把“红包”问题治理纳入责任制考核，推进“红包”治理常态化，对治理不力的部门党委、纪委进行问责，实行一案双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