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学者眼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国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评析》，郑云天著，人民出版社出版

　　近年来，国外学者密集关注、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大课题，涌现了大批研究成果。新近出版的《国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评析》一书，有利于我们详细了解、借鉴国外学者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观点和认识。

　　■对国外研究成果作了系统的梳理和深刻的评析

　　这部厚重的学术专著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对国外已译为中文出版的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学者评述国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量研究成果，作了新的系统的梳理和整理。本书参考并引用了20多本上述两个方面的专著，其中国外名家的专著有基辛格著《论中国》、傅高义著《邓小平时代》、约翰·奈斯比特著《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等等；国内专家的代表作有吕增奎主编的《执政的转型：海外学者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马启民著《国外邓小平理论研究评析》，文晓明、杨建新编著的《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概述》等等。作者还参阅了大量报刊文章，融会贯通之后设计了全书共分九章的框架，分别论述了国外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基本立场、独特视角、代表观点、分析方法、研究特征、研究的内外条件等，俨然概括出了国外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较为完整的体系。

　　第二，除了充分利用已有的中文书刊资料，还从英文书刊摘译了大量有价值的新资料。作者选定“国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这个题目后，于2012年10月至2013年3月专程到伦敦国王学院访学半年，搜集相关资料。他在书后列有英文专著和论文140种，还参阅了英文研究报告、报纸和网络资料10多种。全书几乎每一页都引用有英文资料，都分别注明了出处。这些英文资料不仅反映了英、美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种种看法，还涵盖了澳大利亚、日本和拉美、非洲的学者撰写的被译为英文的各种研究成果。这样就为全面、详细了解国外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果，拓宽了很多新领域，增加了很多新内容。

　　第三，对国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作出了综合的深刻的评析。例如，书中把国外研究者的基本立场归纳为“消极悲观”“积极乐观”和“相对中立”三种。悲观者散播“中国发展停滞说”“中国面临危机说”“中国的发展威胁亚洲与世界论”等。这些言论虽不全面，甚至有些是错误的，但也值得重视。乐观论者肯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就，并且看好其前景，给予我们鼓舞；中立论者认为中国仍面临挑战，提醒我们要有警惕。作者认为，国外研究的历史维度、视域广度、探索厚度和思考密度值得我们借鉴，同时对其研究的“片面”和“平庸”要进行甄别和批判。国外研究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界定为“中国特色后社会主义”“中国特色实用主义”等，这些都是偏见和片面的。作者还指出，国外研究的优势是学者有较高的学术素养和“旁观者清”的态度，劣势是西方固有的自大心理和负面的思维定势以及对中国现实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我们在阅读中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这些问题。

　　■国外研究者看到的问题应引起我们的关注

　　基于本书的课题，我想提出几点建议供参考。在对国外研究成果评析方面，我感到本书仍有不够充分之处。最为突出的是国外研究者看到了我国政治体制还存在需要改革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关对策性观点。比如，关于如何能解决好党政关系问题，国外学者有两种主张：一种是“缩党扩政”，另一种是“扩党缩政”，他们认为后一种选择“也许更适合中国今天的现实”。对于这种观点，我们需要认真分析。

　　其实，要摆正党政关系不能简单采取谁扩谁缩的办法。邓小平早在1980年8月18日《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纲领性的讲话中就明确指出要“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党政分开问题需要我们长期探索，逐步解决，然而绝不是用“缩党扩政”或“扩党缩政”的办法就能解决好的。从长远来看，党和政都要扩，也都要缩。党的队伍要扩，党管好党以及为人民服务的职能职责要扩，党的领导必须全覆盖，但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具体职能要缩；政府和政权机关有些机构和编制要缩，在市场运行和社会管理方面的某些职权要缩，而它为人民服务的职能和职责要扩。凡事要具体分析，不能笼统地讲“扩”与“缩”。中国的政治改革当然不能照搬西方的党政关系和“三权分立”，而要改善党的领导，要发展党内民主、党际民主和人民民主。

　　在内容方面，本书对俄罗斯学者的观点反映不够充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的提出、理论的构建和实践的运作，显然要摆脱、克服苏联模式的弊病。因此，我多年来一直关注苏联和当今俄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究竟怎样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评价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者的观点大有区别。 当今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因其思想解放程度和观察问题视角不同，大致有三个学派，即以科索拉波夫为代表的传统派、以奥伊泽曼为代表的反思派和以布兹加林为代表的创新派。尽管他们之间具体观点有别，但是都一致肯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失败之后依据中国国情重新探索社会主义的新模式，并且充分肯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取得的新成就。他们之中甚至有人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21世纪的新社会主义”，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寄予厚望。他们之中有人肯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传统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又担心市场经济这只“老虎”的危险性。创新派的布兹加林这样形象地比喻：“当市场是一只被关在马戏团里驯服的老虎时，可以给主人带来荣誉、金钱和财富。但是当人没有能力驯服它，或者没有按时喂饱它，那它就会把人吃掉。”这种辩证的态度，值得我们重视。

　　国外学者对中国问题的评论，一般来说多是直言不讳，无所顾忌，对此我们要以理性的态度来对待，既要善于从中汲取有益的观点，又要对那些或明显或隐晦的错误观点保持鉴别能力。（高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