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庆朗：以全要素生产率引领经济新常态

　　“全要素生产率”，代表各种要素投入水平既定的条件下所达到的额外生产效率，是投入要素产出效率整体提升的结果。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指出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同时提出加快实施创新驱动战略，这表明我国要在新常态下把经济增长转到全要素生产率驱动的轨道上来，实现经济的提质增效升级。

　　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因素

　　195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引入生产函数，将经济增长分解为资本要素、劳动要素和“被忽略因素”三部分的增长。被忽略的因素正是全要素生产率，即著名的“索洛余值”。全要素生产率通常由微观层面的劳动生产效率和宏观层面的资源配置效率两部分构成。从微观层面看，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要么靠提高资本劳动比，要么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因为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提高资本劳动比不可持续，所以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往往等同于全要素生产率。从宏观层面讲，通过资源重新配置，比如劳动力从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转向生产率较高的非农部门，就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具体来说，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主要有三种途径，技术进步（技术效率）、结构转换和配置效率，相关因素的经济含义如下。

　　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它代表先进生产技术的生产前沿面整体向外移动，需要指出的是，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面对不同的生产前沿面。对于发达经济体来说，对应的是全球的生产前沿面；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对应的是本国范围内最有效率的生产前沿面。如果微观层面的企业努力将生产活动向既定最优技术方向靠近，就能带来技术效率的提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结构转换。宏观层面技术效率的整体提升可以通过结构转换来实现。在产业层面，结构转换就是将资源要素更多配置到劳动生产率水平较高的部门；在产业内部，则是不断提高生产率水平较高的企业的规模和份额。

　　配置效率。对于给定产出来说，往往可以通过不同的投入组合来实现。不同的投入组合在技术上都可能实现最优，但所花费的成本则存在较大差异。其中，成本最低的组合能够获得更多增加值，由此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便是配置效率。

　　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源

　　当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人口红利为基础的高投资、高出口拉动型的发展模式面临巨大挑战，供给端不足以支撑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第一，人口结构和劳动力供给状况发生根本性变化。2012年末，中国大陆15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93727万人，首次出现下降，比2011年下降0.6个百分点；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劳动人口总量下降趋势在很长时期内将不可逆转。第二，工业化进程已进入中后期阶段，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转移释放出的增长潜力已基本耗尽。而且随着第三产业比重的逐步上升，还存在降低整体生产率水平的可能，进而削弱未来宏观经济的增长潜力。第三，要素红利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接近消耗殆尽。此外，要素驱动模式也带来自然资源的大量耗费和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

　　分解GDP的增长，主要有资本的贡献、劳动的贡献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纵观1980—2010期间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情况，劳动和资本对增长的贡献大约在60%左右，而全要素生产率对增长的贡献在40%左右。从这三个因素看，靠资本投资难以为继，因为没有一个国家长期用资本投资支持经济增长；同时，我国新的劳动力供给面临瓶颈，全要素生产率将成为新常态下可持续的增长动力。

　　根据亚洲生产率组织（Asian Productivity Organization，APO） 的测算，1995—2000年、2001—2005年、2006—2010年等三个时间段，全要素生产率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35%、46%、36%；而韩国则分别为32%、38%、63%。美国、韩国的测算数据表明，经济发展进入相对稳定的成熟期后，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加重要。新常态下，我国经济要完成增长动力的转换，从投资驱动、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如果我们不能着力优化产业结构和提升发展质量，经济就可能失速乃至停滞，并且极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我国经济迫切需要形成全要素生产率的支撑作用，从而对冲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的下行影响，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

　　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政策建议

　　全要素生产率是未来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只有从制度设计、科技创新和深化改革中寻找红利，才能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要着眼于经济可持续发展，构建聚焦化、特色化、普惠制的市场环境，推动技术进步、调整产业结构、重新配置资源，提升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

　　完善微观激励机制推动技术进步。新常态下，我国的经济发展更多需要依赖技术进步，而人才或人力资本是制约技术进步的根本性要素。必须完善微观层面的激励机制，确保不断增加从事科研、创新等活动的报酬和激励，引导更多的人力资本要素向研发、创新、创造等领域聚集。

　　第一，要激发微观企业的创新动力。从收入分配的各个环节入手，通过利益杠杆引导和激发企业的创新行为，逐步消除凭借行政权力和行政性垄断地位获取超额回报的现象；完善信贷、土地、财税等相关政策，在税收政策及征管方面对创业初期的中小型科技企业给予足够的倾斜和优惠。第二，要增加各类人才的物质激励。对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智力的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应坚持统一性和特殊性相结合的原则，大力破除平均主义，有重点、分阶段地建立特殊津贴、补贴项目制度；鼓励企业内部分配向创新和研发科技人员及技能人才倾斜，在执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时可以考虑将研发人员工资列入扣除范围。

　　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支撑结构转换。我国今后能否保持经济的中高速增长，关键点之一就是能否成功转换经济结构中的产业结构及其空间集聚结构。要加强制度设计，让政府的公共服务与产业的结构转换更加合拍。引导各地发展优势产业，通过创新链驱动，培育符合未来发展趋势的产业集群；选择有较好基础的产业领域，有重点、有步骤地突破核心和关键技术，真正抢占制高点。结合各地基础和禀赋优势，着力培育行业和地区龙头企业，通过产业技术联盟、创业孵化器等方式吸引相关配套企业，不断完善上下游产业链，发挥产业集聚效应。

　　要继续推进工业化、信息化两化融合，加大对共性技术开发、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试点示范项目的支持；扩大“营改增”范围，促进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促进制造业主辅分离和转型升级，推动产业层次从低端走向中高端。支持新兴产业发展，适时调整行业监管规制中的相关规定，适应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新事物、新模式和新业态；消除行业准入、要素流动等方面的制度障碍，为全要素资源向创新活动聚集创造更为顺畅的制度环境。

　　保持竞争性市场有效配置资源。日本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陷入“失去的20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日本政府错误的管制政策，对低效企业和夕阳产业进行补贴，让大量本应退出市场的“僵尸企业”存活下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也要坚持这一原则，要打通资源在企业间、产业间、区域间的流通渠道，避免出现政策“洼地”。如果政府不能维护好统一、公平、公正的竞争性市场，就可能妨碍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尽成熟，甚至存在各种扭曲，而经济改革的过程同时也是市场制度完善的过程。因此，深化改革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效果最为直接和明显。政府需要进一步创造好的政策、制度环境，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让生产要素更自由流动，资源更有效配置。要推动构建要素价格市场化形成机制，通过理顺价格扭曲提高要素资源整体配置效率。要在淘汰落后产能与“僵尸企业”的同时，“兜底”社会保障改革，让劳动力优化配置到高效的新岗位。要尽快放开自然垄断行业的竞争性业务，有序推进国企国资改革，放宽市场准入，壮大非公经济，提高国有资产的配置效率。此外，中央政府还可以考虑改变简单以GDP论英雄的做法，将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纳入地方政府的考核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