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爱“留守”：保护足够强效，报告又何须强制

　　大部分是常态化描述，其中特别提到，如若发现留守儿童“疑似遭受家暴、意外伤害或不法侵害等情况，必须强制报告。”（5月26日《京华时报》）这个“强制报告”工作，倒是特别引人注意。

　　需要强制报告的情况，除了孩子受到明显外伤侵害外，还有“脱离监护单独居住生活或失踪、监护人丧失监护能力或不履行监护责任”等情况。这个很好理解，也就是留守儿童几乎被动沦为“孤儿”， 监护人本来具备完全行为能力意外“失效”。

　　有监护人，而监护人自身问题导致孩子受伤甚至遇难的，也不少。最让人刻骨铭心的，就是南京被饿死的两女童的那位身染毒瘾神情恍惚的吸毒母亲。还有奇葩的监护人：将孩子锁屋里，自己去打麻将，以致孩子发生意外；睡觉嫌孩子哭闹太吵，拿枕头捂娃；屡屡大意将孩子遗忘，乃至独自锁在高温车内……这样的行为，有些是无心之失，有些则是严重监护失职，且一旦发生意外就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悲剧。生育只是纯生物行为，而养育则不然，某些严重失职甚至自身心智都有欠缺的家长，未必适合当法定监护人。

　　这也应属必须“强制报告”的范畴。报告者是“相关部门”和“各级医疗机构及工作人员”，这里主要还是发现“明伤”的事后补救式行为，而真正关爱留守儿童在内所有孩子，则只能把工作做得更细。防患未然，确实很难，但不是我们不努力的借口。多走访体察，多联系互动，如极端的“暴力倾向、赌性难改、毒瘾深陷”，乃至智力或心理存某种欠缺的家长监护人并不难发现。并完善相关配套儿童保护、福利保障的政策法规细则，让政府和社会力量，及时见缝插针，不让这些无辜孩子落入政策缝隙。比如南京饿死的俩女童，正是因为有“监护人”，才发生不幸。

　　也比如，遭受家暴的寄养的孩子所面临的尴尬——“南京虐童案养母出狱，生母当场下跪痛哭”。孩子养母是生母的表姐，施暴者出狱，生母跪倒痛哭，大喊，“表姐，我对不起你！”甚至抱怨判决“不近人情”。这里的“家事”、“人情”，正是家暴领域最冠冕的挡箭牌。这真不是个案，最新佐证：“女童疑遭新妈家暴，生母：不会追究她的责任”。（5月22日《华西都市报》）这个和上述南京虐童案的口径如出一辙。不管出于何种情由，最终都选择隐忍之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但是，孩子的事儿无小事。不究责不归罪，不是豁达通透，而是最大的不义。最受伤的是孩子，隐忍之态里有多少是出于顾虑，怕追责导致变本加厉的报复反弹？这岂不正好证明了儿童保护的不力？反家暴之路的任重道远？

　　含糊的“有关部门”以及“各级医疗单位”可以报告，而且以往那些被曝的虐童家暴案，多也是见伤后的被动“报告”吧——哪怕那时还没有“强制”要求。真要解决这个问题，关爱所有儿童成长，“强制报告”只是起点。报告之前和之后，由法律、社会、学校和家庭组成的严密而强效的儿童保护网络，以及强硬得“不留情面、不近人情”的对所有暴力伤童的零容忍惩戒，或才是根本。（李晓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