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理摊、广场舞与大学精神

　　社区并不等同于社区认同感，从社区到社区认同感的升格过程，则是经由类似执笔者这样的“中大人”在遭遇某种校园危机时表现出的社区行动。

　　最近，署名为“中山大学校园发展关注组”的一封信“中大学子致校长：为什么我们坚持留下修理摊？”被中大校友疯转。事情由来是：在南校区东门宿舍区修鞋长达32年之久的李大叔及另外3位摊主被责令搬走。执笔者认为，中大师生有修车、修鞋、修伞等现实需求，修理摊是大叔们生计之所系，还承载了中大的历史记忆。信中希望不变更修理摊的地点，做适当修缮，或者集中布局“生活服务功能区”。

　　中大有“中山大学校园发展关注组”，是中大之幸事。中大是一个集聚于特定地段的物理社区/物质空间，正因为有许多用实际行动支持中大发展的人，中大才成为有丰富情感关联和记忆联结的社会空间。社区并不等同于社区认同感，从社区到社区认同感的升格过程，则是经由类似执笔者这样的“中大人”在遭遇某种校园危机时表现出的社区行动。

　　学校治理是以校园为主，通过挖掘学校资源、培育学校意识、活络学校关系、重建学校社会资本，从而发掘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创新驱动学校治理，需要最大限度地激活校内外活力，形成多元治理主体、协力推动学校建设与发展。毫无疑问，各方对于修理摊搬离与否的认知过程、意见交锋，都是在践行多元治理主体、协力推动社区发展等原则。

　　校方要求修理摊搬离的理由是实现校园“光鲜亮丽”。校园整体美观的规划需求，当然不能否认，但局部地段适当无序无伤大雅。1961年，加拿大规划学者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严厉批判了将街区及社区简单化、规模化、统一化的城市规划和设计思路，认为这种表面光鲜亮丽的规划，是在扼杀城市的活力，会失去街区之间相互照看的“街道眼”，不利于百姓的日常生活。从城市生态学和社区认同感的角度，非正规经济业态在各个尺度上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基于楼道尺度的生活型产业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街坊邻里的社区认同感。

　　要不要保留修理摊，需要回答这个问题：谁是中大的文化持有者？我以为，有中大情结的人都算！包括在校生和毕业校友，在岗的和曾在中大工作过的教职工，甚至钟情于中大校园和中大氛围的游客，亲历中大变迁的见证者，等等。一个在中大工作32年的修理摊大叔，是理所当然的“中大人”和合格的中大文化持有者。

　　估计很多毕业的中大人回到母校，经过修理摊都会浅浅一笑，以示问候。我们不妨大胆想象：一个修伞的小姑娘和一个补胎的帅小伙在此相遇，从此相识、相知和相爱。换言之，修理摊和中大师生们之间已产生了丰富的社会文化关联。由此推演，我们是不是可以围绕修理摊开展地方再生，是不是可以修建一个微型亭阁，配一把遮阳（雨）伞，标识中大校训或其他公益广告，让其成为具有文化标示性的校园景观呢？

　　中大素有开放包容、自由活泼、务实求真、对话讨论及历史责任和文化意识强等遗风。我相信，校方会在听取广大师生意见的基础上，充分调查研究，适当调整校园环境整治方案，给出一个令多数中大人都满意的答复。

　　与“中大校园环境整治”相关的另一件事，是2015年10月，出于中大北门广场园林绿化升级改造的需求，已成为北门广场一张靓丽名片的广场舞被叫停。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大的社会学系、教育学系、农学系和地理学系等相关人文与自然科学的师生就把附近的康乐村（中大附近最大的城中村）等社区作为夜校和相关教学与研究基地，通过专业知识的植入、相关活动的举办和先进意识的传播，丰富了社区居民的业余文化娱乐生活，搞活了社区居民的社区氛围，增进了社区认同感和凝聚力，塑造了校园与社区的良好互动关系。中大这一服务地方社区的优良传统，应该得到继承和光大。

　　对于“中山大学校园发展关注组”等类似社群，我们应该多一些宽容、多一些鼓励、多一些支持。如果哪一天，中大有更多的关爱中大、关注社区、关心社会且议题广泛的社群出现，这就是对中大“家国情怀”和“领袖气质”的最好诠释。（姚华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