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开拓新边界

　　在中美交锋不断、美国大选前景难测之际，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ED）和第七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备受关注。人们希望即将于6月6日至7日在北京举行的对话能为中美关系起到“稳定器”作用，并以具体成果为9月杭州G20峰会上中美元首会晤铺路。

　　过往八年，在起起伏伏的中美关系中，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成为双方重要的沟通渠道。中美现有90多个对话和合作机制，其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因其对两国关系的战略性、长期性、全局性问题的关注以及与会者的高级别而最受瞩目，被美方称作“旗舰般”的机制。历次对话取得了丰硕成果。

　　然而，自奥巴马政府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中美两国因南海局势、网络安全、各自内部改革进程龃龉不断。近期，围绕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美国试图在朝鲜半岛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等问题，双方摩擦升温。日前，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撰文指出，“中美关系如此重要，我们不能允许其被南海问题所绑架。”我们深以为然。任何局部问题均不应绑架这一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走到今天，已然形成“你中有我，斗而不破”的局面。中美正不断寻找和拓展新的接触边界，双方已形成以增量合作冲抵存量摩擦的默契乃至共识。

　　美国大选将在数月后见分晓。经验表明，每逢大选年，针对中美关系的噪音会较平时更加刺耳。在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抬头、反建制力量兴起的当下，两国摩擦会更多，这并不出人预料。即便如此，稳定和提升中美关系犹可有所作为。

　　中美经贸关系历来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不过，在这一领域，双方目前也面临一系列挑战；倘能稳妥处置，有望成为提升双边关系的契机。在对话前夕，美国财政部明确提出了美方数个目标，其实也均为中方关切的热点。

　　在人民币汇率方面，美方希望中国继续向市场决定、双向灵活的汇率机制“有序转型”。中美政策对彼此和全球经济均有巨大影响，人民币贬值会导致竞争性贬值，而美元过快升息会导致新兴经济体资本大幅回流。双方决策自应基于国内情形，但亦应考虑政策的溢出效应，并尽可能加强沟通。近来，有个别外媒报道，中国央行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立场松动，央行随即澄清，市场化改革方向不变。显然，中美双方对中国深化汇率改革的方向没有异议，对改革的具体速度、力度和路径则需要及时沟通。

　　在产能过剩方面，双方存在尖锐分歧。近来，G7峰会讨论了中国钢铁产能过剩问题。5月，美国商务部认定中国钢铁产品存在倾销和补贴行为，并课征极高税率的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日前，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宣布，对宝钢、首钢、武钢等中国钢铁企业及其美国分公司共计40家企业发起“337调查”。中国钢铁企业面临彻底被赶出美国市场的风险。战略与经济对话前夕，美方提出，将敦促中国应对全球工业产能过剩问题，尤其在基本金属领域。当前，美国民粹主义情绪泛起，美国下任总统极可能在贸易方面持强硬立场。中国应当运用外交手段和法律手段，回应海外反倾销、贸易保护措施，必要时可采取报复措施，同时，也应切实推进供给侧改革，化解过剩产能。

　　在久拖不决的投资开放方面，美方希望此次对话中，双方在双边投资协定（BIT）上取得进展。该协定谈判虽已举行20余轮，但进展寥寥。中方认为，美方的国家安全审查应更透明；美方则认为，中国给出的负面清单仍过于宽泛。中国已采取积极措施。3月初，发改委和商务部联合发布《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草案（试点版）》，调整过去“政出多门”的市场准入管理体系，并力图对民资和外商一视同仁。但是，此举若要成为双边投资或BIT谈判的“催化剂”，还需在试点基础上，在具体开放领域上有实质性拓展。当然，美方亦应相向而行，满足中方的关切。只要价、不让步是不现实的。

　　此外，美方还提出，将与中方探讨在美国设立人民币交易中心。自去年下半年以来，美国政商两界不少人士即为此奔走。这显然是认识到人民币国际化的长期趋势，谋求参与，在未来人民币业务中分得一杯羹。

　　倘若在更广泛的领域，中美双方都能本着共赢、务实的精神，吸取美方在亚投行问题上自闭的教训，双边关系就有望行稳致远。

　　自1979年建交以来，中美双边关系历经风雨，却总能化险为夷，端赖太平洋两岸决策者谋全局而非谋一隅之战略眼光。随着奥巴马政府任期届满，战略与经济对话这一机制也许会暂告一段落，或以新名称新面目延续。无论如何，对话的精神将传承下去。对未来的中美关系而言，没有什么比良好和有效的沟通更重要了。（胡舒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