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建党95周年”：救国运动从梦草公园开始

　　开篇语：

　　1934年1月，贵州地下党第一个党支部—中国共产党毕节支部正式成立，当时，只有三名党员—林青、秦天真、缪正元。

　　80余载光阴，恍如白驹过隙。截止到2015年12月31日，贵州省委组织部提供的数据：贵州有中国共产党员1696772名。

　　从3到1696772，这不是简单的数字变化，而是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栉风沐雨砥砺名行”的写照。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来临之际，我们采写党史上的今天，这不是简单地回顾历史，而是重温历史的脉络，汲取今天前进的养分。

　　翻阅中国共产党贵州史，一个个熟悉的名字跃然纸上，一段段精彩的故事历历在目：五四运动之后，身在北京的贵阳学生写信告诉家乡人民，这样的信件被当局扣押；林青、秦天真、缪正元三名热血青年，以己微薄之力，奔走在贵州这片土地上，发动起志同道合之士，寻求中国的光明之路；面对祖国内忧外患，贵州的共产党员群策群力，支援延安，支援解放区；解放前夜，诸多共产党员或明或暗，与反动势力斗智斗勇，完整保护了贵阳这座城市……

　　这组系列报道，从1919年五四运动对贵阳的影响开始，到1949年贵阳解放结束，以30年为时间主线，讲述中国共产党在贵州的生根发芽和枝繁叶茂。

　　中国共产党贵州史，不需太多注解，因为从3到1696772，这本身就是丰满的故事。

　　当时的梦草公园

　　连接大十字与花香村的中山西路中段，或许只有上了年纪的贵阳的老人才记得，这里曾有一座著名的梦草公园（后叫中山公园）。百年时光流转，梦草公园已在城市的变迁中，成为历史。

　　如果时光的镜头能定格在1919年至1933年的中山西路，彼时贵阳的进步人士，通过远道而来的书信，获知发生已久的“五四”运动、“五卅”惨案、“九一八”事变。之后，他们团结起来，从梦草公园出发，号召贵州人民团结起来救国图存。

　　这段时期，频繁的学生运动，在逐渐唤醒贵州人民，为紧随其后的贵州党组织建立储备了人才，同时也奠定了基础。

　　A：万人游行

　　为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不少商店关门歇业，市民以各种形式参加反帝爱国游行。当时，广东街有间理发店还贴出歇业告示：“国事如此，无心整容，请君不必光顾。”

　　92岁的贵阳老人田丙坤，每当看到孙儿结婚照里那辆作为背景的黄包车，就会想起解放前的贵阳—当时，人力黄包车是最主要的交通工具，有钱人喜欢坐着黄包车，到中山路上寻找最好的理发店或衣料店。而梦草公园，是那个时候贵阳的地标。正因为繁华，中山路成为动荡年代学生高喊“救国”口号，进行游行示威表达爱国热情的重要地点。

　　贵阳最早的学生游行，是在1919年。当年5月4日，为反对巴黎和会“不平等”条约，北京3000学生爆发“五四运动”，消息传到贵阳，却被贵州军阀封锁，禁止各报馆刊登外地运动的消息，但他们挡不住在身在北京的贵州学生，往家里寄信。

　　很快，“五四运动”的情况在贵阳传开，因担心局势无法控制，时任贵州省长的军阀刘显世只能改变态度—让《贵州公报》《少年贵州报》《铎报》等报纸，于5月19日报道“五四运动”发起的情况。

　　5月下旬，各省相继成立国民大会，贵阳各界组织筹备贵州国民大会，何应钦被推举为国民大会的主持者。大会筹备处通过《贵州公报》向全省发出通告说：“吾黔非中国领土乎？七百万同胞非中国人民乎？当兹国本颠危，千钧一发之际，犹不能急起直追，尚能谓为有人心乎？”

　　这张报纸，至今还保存着，日期为1919年5月31日。

　　第二天，也就是1919年6月1日，贵阳各界人士在梦草公园光复楼召开贵州民国大会，大会上挂着山东青岛地图，还有“卖国贼”段祺瑞、曹汝霖、陆宗舆等人的画像，这激起了群众强烈的爱国热情。三千学生走上中山路、广州街（现中华路）游行、演说，沿途市民纷纷加入，将游行示威队伍扩大到1万余人。

　　贵州理工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敖以深说，1919年6月，为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不少商店关门歇业，市民以各种形式参加反帝爱国游行。当时，广东街有间理发店还贴出歇业告示：“国事如此，无心整容，请君不必光顾。”

　　这种景象，也是贵阳人民觉醒的见证。

　　上世纪30年代的贵阳大十字

　　B：运动高潮

　　从1919年起至1933年，在梦草公园成立的进步团体，进行的游行演讲，抵制日货运动已无法计数。梦草公园成为当时贵阳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俄国十月革命，传阅进步文章，进行学生运动的重要地点……

　　梦草公园，曾是明时官员的府邸，内中有池塘，名为梦草池。1912年，辛亥以后才辟为公园，取名梦草公园。

　　梦草公园又叫中山公园，在田丙坤老人的记忆里，关于梦草公园已是1930年后的景象—里面亭台楼阁、古树参天、曲径通幽，在一片空旷的土地上，有人种下了十几株树苗。老一辈人告诉他，更早以前，这里池中荷花怒放，文人聚在池边饮酒作诗，常有学生在钟楼下集会，热闹非凡。

　　其实，从1897年至1920年，贵阳先后已建立了71所中小、专科学校，各校以贵阳大十字为中心向外延展，梦草公园自然成为各校学生相知、互助、集会的地点。

　　1916年，在贵阳南明小学就读的周逸群，就感到内忧外患，在光复楼上提诗“国事纷纷乱似丝，瓜分祸到尚不知，争名争利阋墙衅，无怪外人笑睡狮”于壁上，给这座公园加上了“觉醒”、“革命”的记号。

　　后来，贵阳学生游行声援“五四”运动，从梦草公园出发。同年7月5日，贵阳各校学生召集在梦草公园开会，商讨成立全国学生联合会贵州支会，军阀刘显世试图想让时任警察厅长李映雪，动用警察在7月16日学联贵州支会成立当天，只准开会，不准上街游行。

　　但这天上午，梦草公园的大门向众人敞开，还是在光复楼下，有学生、商人、进步人士。学生们对着国旗宣誓，“从今后，我愿为国牺牲性命及各种权利”。规模空前的学生游行运动冲破障碍，从梦草公园开始。

　　从1919年起至1933年，在梦草公园成立的进步团体，进行的游行演讲，抵制日货运动已无法计数。梦草公园成为当时贵阳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俄国十月革命，传阅进步文章，进行学生运动的重要地点，这个时段也是贵阳革命的一次高潮。同时，进步人士也遭到了当局的残酷对待。

　　田炳坤老人说，1933年，他又到过梦草公园，公园面积缩小了，多了几栋当时政府的办公楼，此前看到种下的那些小树，已冒出围墙，却被毁坏建起了警备司令部。这年9月18日，贵阳学生为纪念“九一八”两周年游行，而遭到军队镇压

　　当时的达德女子学校

　　省立模范中学（现贵阳二十一中）培养出了很多进步人士

　　C：血腥镇压

　　1932年9月22日，两名在邮局检查日货的小学生，遭到贵阳400多商贩毒打，引起全市30所学校罢课、游行。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开始在全国各地建立和发展党组织。1931年，“九一八”事变震惊中国。这天早晨，在贵阳电报局工作的省立第一中学兼课教师杨绍馨首先接到“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他匆匆赶到学校，对师生们说，“国难！昨晚日本人武装抢占了沈阳城。”

　　紧接着，上课铃响起，没有人进教室，学生们在操场、走廊高喊抗日口号，师生纷纷奔走各校，号召进步人士到一中开会。他们的目的是，给蒋介石发电报，请求停止内战、抵御外侮。要求对日经济绝交，抵制日货。

　　“九一八”事变后，“江流社”、贵州省学生抗日救国团、省妇女救国团等抗日进步团体相继成立，开展抗日活动。然而1932年7月，蒋介石却调集30万军队，向苏区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第四次“围剿”，并开始对全国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进行压制。1932年9月18日，纪念“九一八”一周年，贵阳学生发起抵制日货运动，9月22日，两名在邮局检查日货的小学生，遭到贵阳400多商贩毒打，引起全市30所学校罢课、游行。

　　1933年9月18日，两周年纪念这天，花牌坊（今中山西路与公园路交汇处）、府后街（今公园南路）上，人们手里拿着“全国的无产阶级完全赤化，何愁日本帝国主义不会打倒”等抗日革命传单，贵州当局惊恐万状，贵州军阀派兵持枪镇压，用一辆汽车向游行的学生猛冲过去，两名学生当场倒在了血泊中，还造成40余人受伤，50余人被捕。

　　这样的消息，贵州军阀当然不想外传，报纸、邮电信件全部检查封锁消息。直到20多天后，国闻社重庆通讯社才首次详细报道了此事。此后，上海《申报》以《贵阳惨剧》为题再次报道，10月17日，署名为旅隼的作者，用800字在《申报》上刊登《冲》一文，笔调辛辣，讽刺贵州军阀“是善于克敌的豪杰”，而作者正是鲁迅先生。

　　1933年，贵阳这一惨剧发生后，抗日救亡运动走向了低潮。田炳坤老人说，1935年，已经11岁的他再次来到梦草公园，公园道路泥泞，枯枝无人修剪，光复楼下，再没见到热血青年的身影。

　　敖以深说，“五四”运动以后，贵州各界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一次次将贵州民主革命、抗日救国运动推向高潮，给贵州、贵阳建立中共党组织奠定了基础。

　　革命先驱 留洋带回新思想

　　“五四”前后，贵州一批进步青年远渡日本、欧洲，学习马克思主义、了解俄国十月革命，将“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新思想，通过不同渠道向贵州甚至全国传播。

　　《贵州公报》最早报道俄国十月革命

　　1917年12月11日，在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一个月后，《贵州公报》以《俄国第二次大革命要闻种种》为题，在贵州首次报道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

　　“这则报道，讲诉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如何推翻了资产阶级政府。”贵阳党史专家王毅力说，当天，因为这则报道，《贵州公报》被抢购一空。后来贵州很多报纸也连续报道了关于十月革命的文章，“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新思想开始在群众中传播。

　　但是，“社会主义”被当时的贵州军阀刘显世认为是“过激主义”，主张反帝反封建的人是“过激党”，当局开始攻击、扭曲、压制进步思想，但却没有挡住贵州一批进步青年远渡日本、欧洲，将更多、更深刻的新思想传入贵州。

　　《贵州青年》外地最早冠名“贵州”的进步刊物

　　1916年，周逸群在梦草公园光复楼上，内忧外患写下诗词。三年后，他前往日本东京庆应大学攻读经济学，课余时间，马克思主义著作成为他的精神粮食。

　　1923年，周逸群回国来到上海，他与贵阳进步青年李侠等创办《贵州青年》旬刊，这是外地创办的刊物中，出现“贵州”两字最早的刊物。

　　《贵州青年对贵州政治应有的主张》、《三民主义与贵州》……装有进步文章的《贵州青年》，被周逸群通过邮寄、托人传带的方式传回贵阳，引起贵州震动，而周逸群却收到了3次装有子弹的恐吓信。周逸群并没有因此畏惧，他得到了共产党青年领导人肖楚女的支持，并发展周逸群成为了中共党员。

　　《对于过去所受母校教育的印象》王若飞狱中写信指导母校教育

　　1917年，时年21岁、生于安顺的王若飞跟随黄齐生前往日本明治大学留学，同样搜集借阅了大量社会主义书刊。五四运动爆发后，他与黄齐生毅然回国，又于第二年到法国勤工俭学。

　　1925年，王若飞回国后，已是共产党员，先后任豫陕区党委书记、中共中央秘书长，1931年被捕后，他在狱中给秘密写下了《对于过去所受母校教育的印象》，辗转寄回了母校达德学校。文中提到，“教育家绝对不能脱离现实的整治斗争”、“要正确领导学生积极参与实际社会政治工作”……这些文字，已经明确指出了办教育要适合革命的潮流，适合当时最进步的革命思想。

　　当时，达德学校的师生读过王若飞的这篇文章后，受到很深的影响，开始在各校进行传播，培养出了一批向往民主的革命进步人士。

　　王若飞（右）和黄齐生

　　来源：贵阳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