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安妇”问题：历史的污点岂能洗白？

　　新华社北京７月８日电 在日本驻韩国大使馆前有一座少女铜像。她光着双脚坐在椅子上，紧握的双拳放在腿上。她所代表的，就是二战时期的日军随军“慰安妇”。

　　“慰安妇”，人类历史上黑暗的一页。数十万受侵略国家女性被日军强征，受尽凌辱。

　　但她们的苦难与屈辱未因战争的终结而结束。日本政府至今不承认在“慰安妇”问题上的国家责任，始终否认“强迫性”，不断在她们几十年未曾愈合的伤口上残忍地撒盐。

　　来自中国、韩国、日本、中国台湾、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东帝汶、荷兰，共８个国家和地区的民间团体今年联合起来，将“慰安妇”相关资料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是他们的目标。

　　残忍和泪水都应该被铭记，为了良知和光明。

　　暴行——受害者永远的伤痛

　　“他（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等着我们所有人死去，但我不会死，我要一直活着。”９３岁的扬·鲁夫－奥赫恩今年２月对媒体说。

　　扬是一名出生在印尼的荷兰女性。她１９４４年在印尼被日军强行带走关入“慰安所”，遭遇了不分昼夜的凌辱、殴打和强制流产，直到战争结束。

　　由于健康原因，这句“我要一直活着”是她在最后一次接受采访中发出的呐喊。

　　日军魔窟里的经历是受害者一生无法挣脱的梦魇。几十年后她们关于那段不堪回首往事的诉说，让倾听者无不为其深深的苦痛所刺痛。

　　“房间里当时只有阿婆和我们两个女律师，但阿婆还是只能趴在我耳边小声地说，生怕被别人听见。即便这样，她说着说着还是无法继续下去，回忆的痛苦使她从椅子上摔了下来。”长年从事“慰安妇”对日索赔诉讼的中国律师康健这样描述已故“慰安妇”幸存者侯巧莲生前接受调查时的情景。

　　而她调查的另一名受害者刘面换的故事同样悲惨。“回到之前的‘慰安所’旧址时，阿婆一直在找当年的厕所。原来，那时她被全身赤裸地关在窑洞里，每天只有爬着去厕所时才能有片刻放松。”

　　“我们做律师的，是很理性、很能忍耐的。但每次对‘慰安妇’幸存者调查取证后，我都吃不下饭，忍不住一直流眼泪。”康健说。

　　今年７月１日，１３岁就被强征为“慰安妇”的任兰娥老人在山西离开人世。去世前她留下遗言，一定要让日本“赔情道歉”。

　　这几位老人的故事只是冰山一角。根据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的调查，从１９３７年日军大规模设置“慰安所”，到１９４５年日本投降，整整８年，亚洲有至少４０万女性受害。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教授指出，“慰安妇”制度是运用国家力量、采取强制手段、以外国女性为主的性奴隶制度，这样的国家犯罪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前例。

　　抵赖——日本的再次加害

　　无论在屈辱和伤痛中沉默，还是站出来控诉，“慰安妇”幸存者直到现在也没有得到一句真诚的道歉。日本政府一面使用种种伎俩企图息事宁人，一面抛出种种言论对她们大肆污蔑。

　　“战争总有女人受到侵犯。”日本外务省审议官杉山晋辅今年２月对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的表态之冷漠让人震惊、让人愤慨。

　　在该委员会审议日本对《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执行情况时，日本代表声称，日本政府作过调查，现有材料“没有一件证据”能证明日本政府和军方强迫征召“慰安妇”，战时妇女强征随军问题常常和“自愿卖淫”难以区分。

　　在联合国公布的日方提交文件中，日本政府明确表示，没有意愿对其他“慰安妇”制度受害国进行赔偿，也不准备对作恶者采取法律行动。

　　然而，就在日本代表对“慰安妇”问题责任矢口否认的仅仅两个多月前，也就是去年底，日本刚刚和韩国签署了相关协议，日方承认对“慰安妇”问题负有责任，首相安倍晋三以内阁总理大臣名义向受害者表示“道歉和反省”。

　　审议小组的一位成员说，一方面和韩国达成协议，另一方面又否认“慰安妇”问题的存在，这显然是出尔反尔、自欺欺人。

　　实际，这正是日本政府精心谋划的欺世之举。在暧昧的日韩协议中，日本没有承认“法律责任”，提供的资金不是“国家赔偿”，而是为作为“合作项目”的援助基金出资。日方还要求韩国移除日本驻韩使馆前的“慰安妇”少女铜像，要求双方在国际社会“尽量避免就‘慰安妇’问题相互指责、批判”。这里看不出丝毫真诚歉意，唯一的目的是让人“闭嘴”。

　　洗白——抹灭污点的企图

　　东京的日本女性战争与和平资料馆里，专门展示了日本初中历史教科书里“慰安妇”内容的变化过程：１９９７年，有７家出版社的历史教科书有关于“慰安妇”的表述；２０１２年，“慰安妇”这个词已从教科书里完全消失。

　　联合国人权事务特别报告员戴维·凯指出，日本政府介入历史教科书问题威胁国民的知情权，导致日本无法正确认识过去。

　　女性战争与和平资料馆是日本首家收集日军战时性暴力资料的“慰安妇”纪念馆，地处东京一处不显眼的位置。日本媒体对它集体漠视，几乎不作报道。

　　对此，馆长池田惠理子说，“慰安妇”成为敏感话题，根源在于“慰安妇”问题与安倍的“美丽国家”不相容。

　　有关人士指出，安倍上台后，日本政府通过法律、恫吓等手段间接甚至直接对媒体施加压力。作为典型的案例，《朝日新闻》２０１４年迫于政府压力撤回引用已故民间人士吉田清治证词作出的“慰安妇”相关报道。

　　苏智良深感忧虑地说，２０年前有一大批日本学者参与“慰安妇”调查研究，并且推动了亚洲各国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而今天这些人有的去世了，有的已经老了，年轻人加入的非常少。

　　右翼势力不断抬头，青少年对战争责任问题知之甚少……在“美丽国家”的招牌下，历史污点正在被一一抹去。在今天的日本，对战争罪行的记忆正快速消失。

　　抗争——民间力量的坚持

　　尽管日本政府在“慰安妇”问题上百般抵赖，但日本国内外的正义力量从来没有放弃过抗争，誓要留住真相，将日本的战争罪行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身为律师的康健，上世纪９０年代因一次偶然的机会开始接触“慰安妇”问题，此后多次深入中国的偏远山村调查取证，并代表幸存者在日本法庭上进行控诉；

　　作为学者的苏智良，２０余年致力于调查“慰安妇”的历史事实，使中国的“慰安妇”受害情况不断明晰；

　　韩国民间团体“慰安妇”问题对策协议会，从１９９２年１月开始组织“周三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就“慰安妇”问题道歉赔偿，风雨无阻，坚持至今；

　　日本的松井耶依，在患癌症离世前，一直奔走呼吁，捐献自己全部积蓄建立了日本女性战争与和平资料馆；

　　印尼的艾卡·辛德拉提，在一次节目中接触到“慰安妇”问题后，毅然辞去电台记者工作，专门从事“慰安妇”研究，发表了第一本关于日军在印尼强征“慰安妇”的传记文学……

　　他们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奔走调查，记录历史真相，控诉日本暴行。而今年８个国家和地区有关团体联合申遗，正是这种努力的继续和升华。

　　“我们希望通过力所能及的努力揭露日本政府的谎言，让更多人知道‘慰安妇’的历史不容忘却！”韩国“慰安妇”问题对策协议会共同代表金善实说。

　　“中方递交的申遗材料中，很多是‘慰安妇’对日索赔诉讼中的法庭文件。反映日军‘慰安妇’制度官方性、强制性和残酷性的证据已得到日本法庭的认定，无可辩驳。”康健律师说。

　　“我们申报的资料是反映日军直接参与强征‘慰安妇’的可靠证据，日本政府任何阻挠申报的做法都将适得其反。”印尼“慰安妇”团结网络负责人艾卡·辛德拉提说。

　　此次联合申遗提交的档案共有２７４４件，主题为“日军‘慰安妇’的声音”。每一份证言，每一张照片，每一个档案记录，都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日军“慰安妇”制度的残暴。

　　韩国“慰安妇”援助机构“分享之家”所长安信权说，“慰安妇”相关记录属于世界记忆名录中惨痛回忆的类别，为其申遗，就是要警醒世人，防止悲剧再次发生。

　　铭记——世界的正义呼声

　　欺瞒掩盖不了真相，越来越多人在倾听受害者的呼声。对于这样一段惨痛的历史，世界从来都没有忘记。

　　１９９３年６月，联合国世界人权大会通过《关于废除对女性暴力的宣言》，认为日军“慰安妇”制度是“战争中对女性的奴隶制”，应该予以谴责。

　　１９９６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报告指出，“慰安妇”制度是二战时期日本政府强迫受害国妇女充当日军性奴隶的制度，日本政府应该道歉。

　　２００７年，美国、荷兰、加拿大的议会和欧洲议会相继通过议案谴责“慰安妇”制度，要求日本道歉并承担相应责任。

　　２０１４年８月，时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皮莱发表声明，强烈呼吁日本政府就“慰安妇”问题制定全面、公正和永久性的解决方案。

　　今年３月，三名联合国报告员发表联合声明，要求日本承认政府和军方对“慰安妇”制度负有完全责任，敦促日本对所有受害者进行赔偿和安抚。

　　与此同时，最初立于韩国的“慰安妇”少女像也开始走向世界，出现在美国和加拿大，让越来越多的西方人了解日本政府极力掩盖的那段历史。

　　无论是对受害国家和地区，还是对加害国来说，只有记住“慰安妇”，记住战争历史，并从中吸取教训，才能开启互信和光明的未来。（执笔记者：谢琳、刘赞，参与记者：姚琪琳、王家辉、刘秀玲、张小军、周檬、聂晓阳、徐海静、杨天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