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崖边上的“美国梦”

　　美国人常说，“政治导致同床异梦。”长期以来，美国的现实便是如此，2016年的选战（包括总统和国会选举）表现更甚。尤其怪异的是，美国民众的焦虑与选举过程中的腐败形成了鲜明对比。两极分化的选民认为，中产阶层的困境是我们这一时代的关键社会经济问题。然而，竞选资金的结构正日益偏向于富裕的、根深蒂固的权力基础。它导致精英与被剥夺权利者之间出现明显的政治断点。

　　根据美国政治研究中心的调查，2015至2016年度的联邦大选（包括总统和国会选举）共计筹款25亿美元。与往届大选相比，明显低估了金融资源参与 2016选战的充分程度。据《泰晤士报》报道，《纽约时报》集团通过市场化广告、报纸与电视传播等方式，仅在2016年3月有关特朗普的报道，相关价值就接近20亿美元；根据关于希拉里·克林顿的报道，相关价值约是前者一半。毫无疑问，2016年选战的总体花费将很容易打破2012年所创下的63亿美元纪录。

　　这种超常增长贡献来自于一小部分选民。2016年5月，为联邦候选人、政党和政治行动委员会（PAC）捐赠排名前100的个人合计捐赠总额为2.92亿美元，排名前100的组织（如工会、公司和他们的雇员）贡献1.33亿美元。然而，在所谓“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所筹的7.54亿美元面前，这些数额相形见绌。

　　当前联邦竞选的个人贡献高度集中于少数富裕投票阶层。根据美国政治研究中心的数据，为大选捐款超过200美元的只占成年人总数的0.34%。2016年所募集资金总额的65%来自于前1%的组织和个人捐赠。

　　钱花的是地方吗？象征现有权力基础的在任者自然会给出肯定答案。尽管关于政治变革的呼吁不断，但这并未改变在任者的惯性趋势。从1963年到2014年，众议院的平均连任率为93%，参议院为82%。到目前为止，参议院连任者与挑战者之间的花费之比为4∶1，在众议院这一比例高达6∶1。

　　显而易见的是，“美国梦”处于危险之中——尤其是如何为后世美国公民带来经济繁荣这一理想目标变得更加遥远。雪上加霜的是，美国中产阶层的实际工资持续停滞已是事实。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统计，1999年以来，美国中等收入家庭的实际收入缩水了7.2%，而在1999年之前15年内增长了18.9%。“美国梦”正站在变为噩梦的悬崖边上。

　　虽然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还在为中产阶层的困境争论不休，但毋庸置疑的是，迫切需要扭转这一严峻趋势。家庭收入压力在增加，劳动生产率在下降，后者是任何经济体生活水准的基础。事实上，从2008年至2015年，美国非农部门每小时产出的年均增长率只有1.2%，而2008年之前8年的增速为2.7%。

　　主要的宏观经济驱动力的生产率增长，即企业资本支出和储蓄，也一直备受压力。2008年至2015年，非住宅固定投资平均只占GDP的12.2%，而在前8年为12.8%。同样，2008年至2015年，国民净储蓄率平均只有国民收入的0.8%，而在2000—2007年间为3.2%。

　　储蓄、投资和生产率是经济幸福指数实际关注的问题。三方面的不足导致中产阶层产生焦虑，这已不足为奇。对此，公众已经明白，但美国的政治领导层似乎并没有了解这一点。它可能会承认问题，但难以提供新的答案。

　　关于政治经济的繁荣需要有一个非常不同的视角，需要一种反思：未来几年是实现还是打碎“美国梦”？它关系到一个国家的选举职能要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可悲的是，2016选战并不令人鼓舞，因为政治权力的集中越来越偏向精英与当权者。（作者为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摩根士坦利前亚洲主席 斯蒂芬·罗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