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湖垃圾偷倒事件”折射上海垃圾处理困局

　　7月8日17时，8艘运载着建筑垃圾的船只从江苏省太湖强制隔离戒毒所(以下简称“戒毒所”)码头出发，于第二天11时到达上海三江口，同上海市绿化市容局、海事局相关人员进行了交接。

　　7月1日，这8艘船抵达位于苏州吴中区金庭镇的戒毒所码头时，因被发现船上装载着来自上海非法收运的混合垃圾，被苏州市海事部门扣留。

　　7月7日，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发布消息，西山岛的该消纳卸点未在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部门备案，也不能擅自受纳上海建筑垃圾。

　　记者梳理公开资料发现，近几年，上海的垃圾偷运到苏南地区现象十分普遍。尽管上海出台了严格的相关规定，但是仍有很多垃圾无人监管。垃圾偷运背后，凸显了像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垃圾处理的困局。

　　违规转运的码头

　　根据苏州警方调查，这次西山岛的建筑垃圾是从上海市嘉定区惠宾码头和长宁区虞姬墩码头转运的。

　　藻浜是上海现存的除了长江、黄浦江以外为数不多可以通航百吨级货船的河道之一。位于上海嘉定区的浏翔公路，从江苏太仓市的浏河镇一直通到上海市嘉定区南翔镇，全长23公里。

　　惠宾码头坐落在浏翔公路与藻浜交叉口的东北角，一扇生锈的铁门，没有任何指示牌。

　　7月11日，在惠宾码头内的空地上还堆着两处建筑垃圾，但没有船只停靠岸边。工作人员说，7月6日，码头的两个负责人被苏州警方带走。码头办公室门口的责任牌显示，这是一个渣土(泥浆)码头。

　　工作人员说，该码头一直用于渣土中转，此前从未运送过建筑垃圾。这次运到西山岛的建筑垃圾，是专门有“黄牛”找上门，然后由小车送至码头内的，他们对建筑垃圾来源并不知情。

　　上海一家建筑公司的项目经理介绍，他们工地上的建筑垃圾会有专门的城市综合管理部门的车队来回收，缴纳处理费是每车600元，每车可载重3吨。该经理也曾打听建筑垃圾去向，有的送到集中消纳点，有的会运到需要做道路的单位，也有的用于河道、深坑的填埋。

　　上海绿化市容局废管处建筑垃圾管理科科长刘东生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建筑垃圾转运码头经营单位要依法取得上海交港部门核发的港口经营许可证。如果运到外省市的，需提供所在地镇级以上有关管理部门同意受纳的证明及消纳场所或者场点的租赁合同，并经上海相关绿化市容部门勘查核实。

　　据公开资料显示，截至2015年年底，上海共有运输船舶822艘。在市域范围内，有转运码头37个。

　　上海市嘉定区政府的网站显示，今年3月29日，嘉定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发布《关于保留上海惠宾建筑渣土中转码头的请示》，但具体内容已不能打开。

　　7月7日，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发布消息，确认本次从上海转运至西山岛的建筑垃圾转运码头及卸点均未在上海备案，涉嫌违规转运处置。

　　能打通各个环节的“黄牛”

　　来自江苏滨海的船工陈永年说，联系他们的是一名“黄牛”，他们并不知道给谁运货。6月23日，一名姓陶的老板找到船主，说有一批建筑建筑要运到西山岛。讨价还价后最终确定每吨运费14.5元。陶老板口头承诺卸货后付款，双方没有签订合同。

　　对陈永年来说，货船来回运费7000多元，加上来回过闸费1000多元，利润很低。

　　直到6月25日，建筑垃圾才顺利装船，第二天中午到达西山岛。在陶老板的引路下，他们把船开进了戒毒所的码头。“当时下大雨，码头停靠的船只很多，大家都等着卸货。”

　　7月1日，群众举报后，船只被苏州海事部门扣留。

　　据苏州一位警方人士介绍，陶老板实际上是个“黄牛”，但这批垃圾又是谁交给陶老板，为何运到太湖戒毒所码头，警方称仍在调查中。

　　其实，上海垃圾倾倒在苏南地区的现象不是孤例。2014年11月，无锡市锡山区宛山荡有船只倾倒1000多吨生活垃圾。警方介入调查获知，垃圾源头来自上海闵行区梅陇镇。

　　据媒体报道，这些垃圾来自上海闵行区梅陇镇环卫公司。此前，闵行区的垃圾运输到闵吴码头，由专用船运到老港垃圾填埋场处理。当时闵吴码头改造，导致大量垃圾处理不了，才与外运公司签了垃圾处置协议。

　　按照上海的规定，无论是生活垃圾还是建筑垃圾，都必须通过专业有运输和处置资质的公司和船只进行处理，并且必须运到指定地点处理。进出所有垃圾必须有账目核对。

　　现实中，很多外运公司只有运输资质，没有处置资质，公司背后是“黄牛”。有黄牛宣称，他们打通了各管理环节，可以把垃圾直接运到外地。

　　去年5月，有1670吨生活垃圾被倾倒在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直湖港地块。后经无锡市锡山区检察院查明，这些生活垃圾来自上海市杨浦区，涉案人员以污染环境罪被追究刑责。

　　锡山区检察院的消息介绍，2008年起，上海呈迪实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徐某与上海市杨浦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约定，由徐某承包处理部分生活垃圾。2013至2015年，徐某在自身无运输处置生活垃圾资质的情况下，运输处置生活垃圾4万余吨，处置价格每吨48元至78元不等，并在相互结算的报表中，将生活垃圾记为“分类垃圾”等名目以逃避检查。

　　超负荷运转的城市

　　上海市建设协会副秘书长胥和生说，根据最新数据显示，2015年上海工程渣土申报总量是8900万吨，平均每天24万吨，“而且是不断增长的趋势”。目前，每天上海生活垃圾的产生量达两万吨。

　　胥和生介绍，目前，上海的建筑垃圾主要在市域范围内进行处理，但也可以和邻近省份协调处置消纳点。

　　在他看来，除了北京、上海、天津、重庆4个直辖市外，其他省份的垃圾处理其实都可以内部协调掉。而直辖市和其他省份比起来面积小，很多时候没有办法完全处理市域范围内产生的垃圾。

　　“上海的地域面积小，工程量大，所以建筑垃圾产生量也大。”胥和生认为，目前上海本地在处理建筑垃圾方面已接近饱和，生活垃圾也是如此。“上海这样寸土寸金的地方，既要解决居住问题，又要解决商业问题，还必须守住国家规定的耕地面积。哪里还有闲着的土地。”

　　上海很多区的垃圾处理压力很大，惠宾码头所在的嘉定区就是一个例子。

　　上海嘉定区将垃圾填埋场建在边界，东南风下风口一河之隔就是江苏太仓市，河对岸住着20个小区上万居民，业主们睡觉关了窗户也没用，臭味经常钻窗而入。

　　嘉定垃圾填埋场每天承担该区近1000吨生活垃圾填埋量，目前一期工程属于超期使用。去年2月，二期扩建工程经嘉定区发改委批复开工建设，却遭到太仓老百姓强烈反对。而日处理生活垃圾1500吨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还在建设中。

　　去年10月10日，嘉定区政府公告称，经嘉定区相关部门研究，考虑综合因素，区政府取消嘉定区残渣垃圾填埋场扩建二期工程项目，确保12月底停止一期填埋场的使用，2016年年初对现场进行生态改造。

　　垃圾转运成为破局之路。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当时嘉定区一位参与处理的官员介绍，暂时的办法只能通过码头，用船把垃圾运出去。“上海现在的确处在一个垃圾处理困局上。”胥和生认为，目前上海的建筑垃圾处理有4个问题需要面对：分不清、运不出、埋不掉、用不好。

　　如何解决特大城市病

　　去年12月20日，在没有地震、暴雨等自然灾害的情况下，深圳一处渣土山突然发生大面积滑坡，失踪人数将近百人。专家鉴定后认为，事故原因是废弃渣土堆得过多过高，且没有防护措施。据介绍，深圳市当时年产生建筑废弃物达到3000万立方米，几乎可以填满3个水库。

　　有媒体报道，2000年以前，深圳建设项目数量相对较少、规模相对小，待建地和低洼地广泛分布，余泥渣土排放基本平衡，甚至不需要另建渣土受纳场。2001年至2005年，压力初现。2006年以后，深圳进入余泥渣土排放难的阶段。

　　轨道交通建设，房地产市场膨胀，汽车保有量增加，地下车库激增，开挖的土方大大增加。

　　如何处理这些数量巨大的余泥渣土，成为政府部门头痛的问题。

　　当时深圳仅有9座受纳场，根本无法满足轨道交通、旧城改造，再加上遍布深圳的地产开发项目所产生的余泥渣土，这也直接导致偷排乱倒现象猖獗。滑坡事故的发生地——光明新区光明红坳余泥渣土受纳场，正是9座受纳场之一。

　　与深圳、上海这样类似的特大城市，生活、建筑垃圾日产之多、处理之难，使得城市垃圾处理陷入困局，这是日益流行的特大城市病。

　　胥和生说，在这次太湖事件发生前，上海市政府已在关注这类课题。

　　胥和生介绍，突出源头垃圾分类的管理、强调末端处置消纳设施的科学性、给予一定的补偿机制，以及采用生地变熟地的土地开发方式，都是上海垃圾处理方法中的重中之重。

　　生地变成熟地。比如一个农田里有稻田、鱼塘和洼地，把好的渣土运过去将场地平整好，钱全部由上海有关单位出，场地全部平整好后好再交给对方。“这样一个补偿加联合开发的绿色机制，当地就更容易接受。”胥和生强调，“不能把装修废材料混进去，不能把有危险的土放进去。”

　　胥和生认为，上海目前垃圾转运的现状是可以改变的，关键是要与当地环境治理、房地产发展结合。

　　“要用生地变熟地的方式，加上尽可能在上海市域内解决。”他透露，目前上海正在做的几个方案包括，第一是进一步扩大几个岛屿的填埋工程，第二是上海准备在郊区造5个郊野公园。“现在已陆续开工，对市民而言有一个好的休闲场所，同时又能够起到一定消纳作用”。

　　同济大学城市垃圾问题专家杜欢政教授认为，要妥善解决建筑废弃物产生的经济问题有两种方法，一个是政府补贴，第二个是生产者责任延伸，即产生了建筑废弃物，要承担一定的处置费。“这两部分的钱都补贴给处理者，让处理者能够赚钱，这样废弃物处理才能够进入良性循环”。

　　杜欢政称，目前上海市正在制定建筑垃圾处理的一套制度，现在还没有实施。而针对生活垃圾的相关政策目前已经存在，“要求已经很严格了，现在是能不能做到的问题”。

　　杜欢政认为，垃圾处理应该形成“政府主导、企业主力、NGO助推、公众参与”这样的一个系统工程。“要让所有的利益相关方都找到利益相关点、平衡点，这个事情才能做下去，但现在全国基本没有建立这套体系”。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李超 实习生 姚晓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