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自杀者搭进5条人命，用什么来衡量道德成本

　　7月17日，某个体企业6名员工在甘肃敦煌党河风情线护栏边饮酒，其中一名19岁女生声称不想活了，翻越护栏跳入水中，被同伴救起后再次翻越护栏跳入水中，溺亡。同伴5人在施救过程中4人溺亡，参与救援的附近烤肉店店员陈某也不幸溺亡。(7月18日现代快报)

　　道德行为要不要计算性价比？19岁女孩两度跳河事件，再次将这个古老话题激荡起满池涟漪。有人骂“不作不死”，有人说早知如此就不该屡屡施救，还有人反思党河风情线水域究竟多么风险……更多的声音，在于人命数量的抽象考量：救上来1个人，白白搭进去5条人命，这事儿值不值？

　　两次跳河，一心求死。无论是酒后失态，抑或是一时心塞，花季女孩以自杀的方式终结生命，总归令人唏嘘。明知施救风险而继续跳河，最终导致数名热心施救者溺亡，除了道德层面的负疚之外，恐怕也要承担民事层面的赔偿责任。当然，眼下的焦点议题，还是道德情绪上的挫败感——为救1个人，死了5个人，且肇事者两次求死，我们还要见义勇为吗？

　　答案自然是肯定的。在生死选择上，当事人有任性的基本自由；而在应急救济上，围观者有施救的道德义务。能不能救上来、以及救人会带来怎样的后果，这些现实结果的考量，都不足以反推“该出手时就出手”的值与不值得。道理很简单：第一，任何道德行为，都是有风险的，也都是有成本的。如果搭手扶个老人，都要把被讹诈的最坏结果作为前置风险考量，那么，别说大灾大难中的大担当，就是给陌生人指个路，都可以懒得开口去了。下水救人，是有溺亡风险的，但也有平安无事而传为佳话的。一次意外，并不能成为反证义举不合适的铁证。第二，道德之所以成为道德，是有普适而理性的标准，比如身份标签不能僭越人性底线。人命关天，别说是任性寻死的小姑娘，就是罪大恶极的嫌疑犯，危险当前，基于人本考量，该救济的仍要救济，该帮忙的还得帮忙。从这个意义上说，别说这个姑娘跳了两次河，就算果真有第三次，就算围观者对其有千言万语的愤懑与诘责，仍要有人义无反顾伸出援手。之所以如此，说白了，是让每个落难的公民，在风险之前，不至于因为身份或动机的推诿，而活活陷入险境而绝望无依。

　　见义勇为也好，见义智为也罢，在落水的公民面前，共识还是一个“为”字。不幸罹难的施救者，不管救起的是谁，终归是这个时代的良心与暖色，是大写的英雄。明白这些道理，我们再来和轻生的姑娘谈谈人生，和公民教育谈谈救人的技能，一切才显得不那么冷血，一切才显得合乎逻辑。（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