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研究的春天，还会远吗？

　　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创新”就逐渐成为新一届领导班子口中的高频词。十八届五中全会，“创新”被列为全会公报中五大发展理念之首，更凸显了创新在国家发展中的核心位置。同时，“加强基础研究”也正式写入全会公报当中。今年4月19日召开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核心技术的根源问题是基础研究问题，基础研究搞不好，应用技术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难发现，基础研究和创新的根本性关联已开始受到重视，这似乎预示着基础研究的春天正在走来。今年6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杨卫在《自然》发文《推进中国的基础研究》，文章指出中国在基础研究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的科学研究主体多聚焦于短期或凝练技术的研发（R&D）。公共资金大都投向有应用前景的或急需的领域，如研制飞机发动机、高速列车、太阳能电池以及新药设计，并期待其成果可在5-10年投入实用。对于一些成果产出周期较长、应用前景还不明朗且不是急需的基础研究项目投入不足。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创新之举始于基础研究；今日中国，高层已经开始重视立足长远的原始创新和基础研究的发展问题，这也是关乎国家自主创新发展的根本问题。一般，自主创新包含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三大部分，其中原始创新是创新的起点和根本，立足于本国的基础研究成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虽然取得了重大经济成绩，但相当一段时间是依靠比较优势来推动经济发展的。我们依赖的比较优势包括：劳动力成本低、自然资源丰富、市场巨大等生产相关要素；我们的经济发展高度依赖规模效应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相关技术过于强调引进而不是自主创新。为此，我们在经济进步同时，也付出了一定代价：环境恶化、产能过剩、技术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2014年，中国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超过50%）等等问题日渐暴露。当下，创新驱动国家战略事关重大、且日趋紧迫。

　　从2006年全国科技大会提出“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国家战略开始，中国在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上取得了重要成就，这些也都属于自主创新的环节，高铁就是其中的成功的典范。但是，在自主创新的核心环节原始创新上，我们正面临关键而紧迫的任务。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在原始创新的基础研究环节上投入太少。

　　衡量基础研究的投入除了绝对数值外，还有个相对值的重要指标——基础研究强度，该指标的数值是基础研究占全部科研经费的比值。中国基础研究强度近年来均不到5%，而大部分发达国家基础研究强度在15-25%，2012年美国的比例为16.5%。当然，值得肯定的是，随着近年来中国领导层对创新与基础科研的重视，中国R&D经费强度和总量不断攀升。科研经费投入不断增加的良好势头为中国的创新驱动国家战略和转型发展提供了好的科技基础。以下图一数据显示，中国近年来的基础研究投入数量有迅速增加，总数值从2001年的100多亿元到2014年600多亿元；但这主要基于科研经费的大盘上涨带来的溢出效应，基础研究强度（基础研究对科研经费总额的占比）一直都很低，维持在5%左右，并有降低的趋势。这说明，我们对科技创新的重视是不断增强的，但是我们对基础研究、对科学知识的理论基础却缺乏重视。

　　图一：近年来基础研究投入概况

　　新中国成立后，其科技规划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规划科技，技术先行”。新中国成立后历次科技规划对基础研究的重视程度既与传统思想有关联，也与战争历程中起决定因素的技术有关联。因此，早在1956年，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就批评了这种忽视现象，“如果我们还不及时加强对长远需求和理论工作的注意，那么我们就要犯很大的错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建立自科基金、973项目等方式推动基础研究逐步发展；并通过引进先进技术等方式迅速缩小了与外部先进科技的差距，并在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等方式上取得了科技创新系列成果。这些也为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心任务，提供了科技支撑。

　　今天，在围绕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领导核心的党的带领下，中国发展正步入一个新阶段——创新驱动战略下的新发展阶段。在“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号召下，社会大规模的创新必然需要更为强大基础研究作为持续的支撑，不断引进的技术已难以应对不断发展的节奏和高昂的成本。科技创新的社会基础需要更广泛布局，从基础研究到引进技术（或技术创新）之间有大量空白需要填补，基础研究的薄弱基础紧迫需要夯实，基于基础研究的原始创新任务非常迫切。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核心技术的根源问题是基础研究问题，基础研究搞不好，应用技术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指出了基础研究的本质是科学创新，科学创新是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发展的源头。中国正在创新驱动战略指引向民族复兴的强国伟业的进程当中，加强基础研究的队伍、放宽基础研究投入、拓展基础研究投入渠道、宣传基础研究的重大意义等等都将是非常重要的战略举措，都是推动科学创新的关键步骤。

　　目前，国家对基础研究投入很有必要大力拓展（相对最自由的自科基金，投入渠道受众面也很有限：申请人必须挂靠有资质的单位，且一般需要以团队方式申请，成功率也往往不足三成），而社会及企业对基础研究的投入非常之少、更需要经历从无到有的跨跃式发展，这又需要大大加强基础研究投入重要性的宣传工作。此外，基础研究工作者，在申报项目和结题过程中，经常面对系列繁琐复杂的财务规定，消耗大量时间精力于预算和决算当中，这也是同样是改革的重点方向。

　　所幸，值此写稿之际的2016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该意见为基础研究工作者等广大科研工作者松绑，具有非常重要的实际意义。相对而言，基础研究工作者的收入渠道有限，最需要中央财政的支持，他们将会是该新政施行后受益较大的群体，此举也会为基础研究的发展提供更灵活自由的资源。从这一点，我们再次看到了中国基础研究的改革希望！

　　基础研究的冬天已沉寂良久，春天还会远吗？（邓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