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合作需减少政治与安全阻力

　　8月24日，中日韩外长会议在日本东京举行，受到广泛关注。近期中日关系因钓鱼岛争端、日本炒作渲染南海问题再度紧张，中韩关系因萨德问题急转直下，使得外长会议一波三折才敲定。在中日关系和中韩关系面临困难和挑战的背景下召开外长会议，表明了中国从大局出发推进中日韩合作的意愿，也凸显了中日韩之间政治与安全矛盾的严重性。

　　中日韩之间一直存在着历史遗留问题、现实利益争端、意识形态分歧、国民感情对立等矛盾和分歧，不时对相互关系与三边合作带来困扰。但近年来，政治与安全矛盾不断激化，已经到了严重困扰了三边合作的程度。

　　矛盾激化直接妨碍了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的举行。2008年-2012年，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进展顺利，发表了一系列指导三边合作的文件，并对未来10年的合作做出部署。但是安倍首相第二次执政后，参拜靖国神社、美化军国主义侵略等，挑动敏感的历史问题，导致日本与中、韩关系恶化，中日韩合作机制受挫。2012年之后，中日韩外长会议中断近3年，领导人会议中断近3年半，直到2015年才陆续恢复。

　　矛盾激化也阻碍战略互信与安全合作。中日韩三国很早就认识到构筑战略互信的重要性，在2009年10月中日韩合作十周年之际，提出从战略视角审视和把握三国合作关系，并加强安全对话，促进三国国防或军事人员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但到目前为止，中日韩三边安全对话与合作仍停留于纸面，战略互信出现倒退。

　　中日韩政治与安全矛盾的激化，与近年来地区安全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从中日韩三边层面看，安倍政权加快政治和军事大国化步伐，与中国战略竞争加强。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强推新安保法案，企图修改和平宪法，摆脱战后国际秩序的束缚；加强与美国的安保合作，谋求“借船出海”，在对美合作中实现日本的“正常国家化”；炒作南海问题，加强对菲、越等南海声索国的政治与安全支持，并与美国、澳大利亚、印度谋建“价值观同盟”等，上述举措均有针对中国的明显指向性。

　　从地区层面看，奥巴马政府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搅局东亚合作，打压中国影响力。美国阻挠“东亚共同体”建设，力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拉拢日本加入TPP，削弱中日韩合作和东亚合作；阻挠中国牵头成立亚投行；推动在韩部署萨德系统，离间中韩关系。日、美的战略调整为中日韩合作平添变数，使得东北亚地区“经济上合作、安全上竞争”悖论更加突出。

　　推进中日韩合作需减少政治与安全阻力。在政治与安全矛盾长期化的情况下，中日韩合作需本着“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夯实合作基础，为缓和矛盾创造条件。

　　一是用好中日韩合作平台。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各领域的部长级会议以及数十个工作层机制，为三国交流沟通提供了平台。在领导人双边正式访问难以举行的情况下，三边机制不失为一个增进理解、缓和矛盾的平台。如2015年11月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为新政府上任后尚未正式互访的中日、韩日领导人提供了交流合作平台。中日韩三国在东亚合作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仍需要积极借助中日韩合作推动东北亚经济合作、东亚合作、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亚太自贸区建设。

　　二是深化领域合作。2016年4月，首轮中日韩北极事务高级别对话在首尔举行，拓宽了三国合作领域。王毅外长提出“四轮驱动”，推动政治、经贸、人文以及可持续发展四个重点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日韩自贸区谈判、RCEP谈判，为中日韩合作注入新动力。

　　三是在国际事务和全球性议题上加强协调。中日韩就亚洲、非洲、拉美政策举行过磋商，效果积极。三国在气候变化、反恐、反海盗、能源、防扩散、能源、网络等议题上加强协调与合作，有助于扩大共同利益，推动全球治理。

　　四是管控分歧。三国需要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安全关切，妥善处理敏感问题，加强危机管理。

　　此次会议上，中日韩外长表示要努力为年内召开三国领导人会议创造必要条件，这一积极信号值得关注。希望三国共同努力，遏制双边关系的下滑势头，继续推进中日韩合作。(孙茹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