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你一个不一样的长征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

　　从小到大，我们大多知道的长征是：1934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等主力以北上抗日、突破国民党围剿、扩大革命根据地、打通同苏联的通道为主要目的，从长江以南各革命根据地出发，进行战略转移，途经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四川、云南、甘肃、陕西等11个省，穿越汉、苗、壮、彝、回、藏、瑶、纳西、羌、蒙古等10多个约2亿人口以上的不同民族地区，进行大小战斗1500多次，于1936年10月成功会师在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历时2年，行程最远约两万五千里，最短近万里。同时，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配合红军主力牵制了国民党军队，陕甘红军为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东北抗日联军转战于白山黑水之间最早抗击日本侵略者，党领导的各方面力量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地下斗争，为长征胜利做出了贡献。

　　我们还熟知：红军长征途中留下了人类罕见的摧坚历险、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遵义会议实现伟大转折，爬雪山过草地艰苦卓绝，彝海结盟热呼衷肠；我们都会吟诵毛泽东的《七律·长征》，我们也都能哼唱几句《长征组歌》。

　　然而，在丰富浩大的历史内容和不可胜数的英雄业绩背后，在毛泽东英明领导和红军将士浴血奋战的光荣之外，长征的胜利还有一个你过去也许不太了解的原因，一个你同样不可以忽视的原因：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思想、理论和实践对长征胜利的重要贡献。

　　没有统一战线，就没有长征的胜利。

　　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成功开展了对少数民族、宗教人士、民主党派及中间党派、民主人士、地方实力派及国民党上层人士等的统战工作，使红军避开了敌人围追堵截，保存了革命武装力量，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完成了战略转移。

　　长征中形成、发展、积累的统一战线思想、理论、经验，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三三制政权、联合政府、多党合作、民族区域自治等原则、政策和制度提供了依据；长征中逐步构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中国共产党团结了最广大可以团结的阶级、阶层和族群，促成了自近代以来全民族团结抗敌的崭新局面，促进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地位的确立和发展，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并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基。

　　一、长征前，毛泽东看到了列宁的《两种策略》《左派幼稚病》两本书，说早点看到就好了，就不会犯那个错误了。

　　恩格斯1840年10月首先提出并使用“统一战线”这个概念。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重要著作中，揭示了统一战线的基本思想：世界无产阶级必须团结统一，工人运动中的各个政党、派别之间应结成统一战线。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的实践中反复强调，要利用一切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这对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和以后的时期都是同样适用的。

　　中国共产党从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思想中获得理论启蒙。“统一战线”又称“联合战线”，中国共产党人最早使用“联合战线”概念的是陈独秀，使用过“联合战线”或“民主联合阵线”概念的是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等。1925年8月，中国共产党正式使用“统一战线”概念，瞿秋白是第一人。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艰苦探索马克思主义统战思想中国化。由于缺乏对国情复杂性的深刻认识，缺乏对革命理论和实践及革命条件的深刻理解，在制定统战政策时走了弯路。1921年党的“一大”对其他政党采取“排斥”态度，1922年党的“二大”改变态度并提出了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组织民主联合战线的主张，1923年党的“三大”确立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的策略。毛泽东在1923年就提出了“建立严密的联合战线，这个革命才可以成功”的思想。但“左”倾教条主义者统治党内，盲目照搬照抄共产国际的决议，认为中国共产党只能联合“下层”的工农商学兵，错误判断中间派别是最危险的敌人，对待民主派别实行关门主义政策，完全排斥与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可能存在的联合，甚至提出全党成分工人化的要求，因而在搞武装斗争时建立的统一战线是单纯的工农联盟，强调革命力量要纯粹又纯粹，在军事上和城市工人运动中采取冒险主义方针，导致了国统区党组织几乎全部损失，革命根据地损失90%，给中国革命造成巨大挫折。

　　毛泽东长征前看到了列宁的《两种策略》《左派幼稚病》两本书，说早点看到就好了，就不会犯那个错误了。他后来又两次总结教训，在1949年12月时说“红军长征两万五千里，不是因为统一战线，而是因为太纯洁了。”1954年时他又说“瑞金时期是最纯洁了，最清一色，但那时是我们特别困难的时期，结果失败了。真理不在于清一色，把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都排斥在统战范围之外，我们当时是很纯，但力量也很小，导致失败导致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