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时报专访法总统竞选人梅朗雄:达赖应留在寺庙而非政坛
中国日报网9月23日电 在最近民意调查中支持率位居第二的法国总统候选人、左翼党主席让-吕克·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近日接受欧洲时报独家专访时表示,达赖应留在寺庙而非政坛。
欧洲时报专访法总统竞选人梅朗雄:达赖应留在寺庙而非政坛
梅朗雄接受《欧洲时报》记者专访。(欧洲时报苏子钊/摄)
现年65岁的梅朗雄1951年出生在北非国家摩洛哥,1977年开始成为社会党(左派)的活动分子,2008年脱离社会党参与建立了左翼党,现在同时担任该党主席和欧洲议会议员。2012年总统大选时,他就代表“左翼阵线”参加竞选,在第一轮投票中排名第四(11%),没能进入第二轮投票。梅朗雄接受欧洲时报采访时,畅谈了达赖、华人及与中国相关的一些话题。
欧洲时报:近日,达赖喇嘛窜访欧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您有何看法?
梅朗雄:我并没有参加达赖喇嘛在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的演讲。
首先,我认为宗教与议会政治没有任何关系。如果是教皇来了,我会尊重他的出现,但只能是在教堂里。同样,达赖喇嘛也应该出现在寺庙里,我不能理解他为什么会出现在欧洲议会里。我不会把政治和宗教混为一谈,达赖喇嘛作为政治领袖的诉求是没有道理的。
达赖喇嘛的政治态度只会引发大规模荒唐的论战。他想要收回所谓的历史上的西藏领土,驱逐他们不乐见的人,分割中国四分之一的土地。这个思路首先就是荒唐和不可能的,其代价之大不可想象。谁想看到这些呢,我想法国是无论如何都不想的。
因为,法国从1964年开始就承认了中国的领土和边界。当年,没有人对此表示过反对。同样,中国也承认了法国和其领土。我从没听中国人提过科西嘉是有问题的。中国人没有把这些问题混为一谈,我们也不应该进行这样的讨论。我觉得鼓励这些请愿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抱怨法国不敢于自我突破,盲目支持某些像达赖喇嘛这样危险的政治人物,支持的理由却是值得探讨的。
如果我领导我的国家,绝对不会允许这种态度的出现,对待中国的态度将会更加直接、开放,并愿意开展谈判。我的看法是理性的,是从政治角度出发的:法国应该对自己的朋友进行选择,我认为中国就是法国最好的朋友,而不是达赖喇嘛。要知道中国对2008年在巴黎发生的阻挠奥运圣火事件的行为是不能接受的,我对此表示抱歉。
我希望中国人民和平地生活,因为全世界任何人找中国麻烦或与中国开战都是没有好处的,至少我是不会这么做的。这么做的人,他们的目的就是统治中国,这是荒唐并应被谴责的。我很清楚地看到,美国利用所有的机会为其它国家之间制造麻烦。我是不会上当的,我也愿意告诉达赖喇嘛,他的讲道可以是宗教领域的,但不要涉及政治。
欧洲时报:法国经济发展表现一直迟缓,您认为其根本问题在哪里?应该从哪方面着手重振经济?
梅朗雄:法国的问题层出不穷,这是经济畸形的表现。其实现在全世界都处于一种18世纪的自由经济模式下。对我来讲,法国经济的失败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对经济计划的缺失。其实德国对经济短板的管理也一样出现了问题:主要出口的领域是汽车和工具,汽车对经济的贡献率是19%,这太高了。德国经济结构的不合理也体现在这里:过于依赖出口。
中国则能够看到这个问题并加以管控,避免问题的出现。比如我看到了中国最新的五年计划引导中国进一步重视国内市场。这是有智慧的,因为中国有广大的国内市场,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并产生了一大批中产阶级。而且我还看到中国已经进入了对生态问题进行思考的阶段。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对生态问题的重视是明显的。十五年前,我还能感觉到中国与我在生态理念的差距。我还记得广州曾举行过有关酸雨的讨论,年轻的领导对这个领域非常了解并有很深的见解,对如何改善酸雨危害进行了思考。
中国人有能力改善经济的原因,就是中国人懂得制定计划。欧洲不仅没有计划,还在意识形态上对制定计划极端反对。后果就是,我们带着教条式的意识形态,像瞎子那样寸步难行。德国实行的秩序自由主义(Ordoliberalism),也就是说秩序被部分施行,但这仍将经济引向荒唐的境地。但中国却可以避免这类问题。
关于金融问题,全世界都被美元统治,而美元实际上是被人为支撑的一种货币。从2006年起,美国就不再公布美元发行的统计。中国提出的人民币参照一篮子货币,而不仅仅是美元的政策,对世界金融是健康和正面的。但中国的提议并没有被广泛使用,我对此表示遗憾。
最近,中国是否拥有世贸组织成员身份的问题被提起,我在欧洲议会投了反对票。我投反对票的原因,是因为我反对世贸组织任何形式的扩张,而不是对中国的不认可。中国应该成为国际谈判中的一个支点,因为这是一个组织良好、中央集权并拥有发展计划的国家,中国的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对其它国家的历史有所了解。我认为,对于我们法国人来讲,中国应该成为优先合作伙伴,因为这个国家的国家化水平、工业、技术和文化领域的发展都非常先进。与中国,我们可以良好合作,但跟北美国家,事情会变得很糟。法国和中国之间有深刻的历史和文化渊源,让我们可以深刻交流。
在担任法国职业教育部长期间,我们与中国达成了一项教育合作协议。其实,中国的职业教育比法国要复杂得多。我与时任教育部长陈至立进行了很好的沟通,这说明与中国的对话并不是无疾而终的。我接见了一些来法国访问的中国代表团,包括2000年的负责旅游教育的副部长代表团,我们当时就旅游职业教育进行了长时间、有建设性的交流。我举了这个例子的原因是要告诉大家,我不是纸上谈兵,我曾经与中国进行了实质性的交流,我了解这个国家。而法国政府并没有很好地把握中国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