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投行背后的大国责任:中国积极参与建设国际经济治理体系

　　国际在线报道（记者 卜卫军）：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金融格局发生剧烈变革，随着全球经济收缩，不少发展中国家在事关经济发展前途的基础设施融资、建设方面遇到诸多困难，国际金融秩序亟待重塑。在此背景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应时而生。

　　从全球治理体系来看，目前在经济发展领域主要以世界银行为中心，以亚洲开发银行等地区性发展银行为载体，主要由美国、部分西欧国家、日本等发达国家所主导，在这一旧有体系中，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话语权严重缺失，全球治理结构中利益分配不均衡。

　　亚投行是一家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法定资本１０００亿美元，总部设在北京，重点支持亚太区域基础设施建设。从２０１３年１０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筹建倡议到１月１６日将举办开业仪式暨理事会和董事会成立大会，在过去的２７个月中，亚投行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积极参与，目前有５７个意向创始成员国。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张建平认为，亚投行的设立符合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需求，必然会受到各方欢迎，他说：“一方面通过加入亚投行，未来这些国家都有可能获得亚投行资金的支持，来改善基础设施的状况，改善商业环境和投资环境，来吸引更多外来资本；另一方面，通过亚投行这种机制性合作为未来全方位的区域合作和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灵魂和核心。此前，中国以参与者的身份加入世行、亚开行，筹建亚投行是中国首次以规则制定者的身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不仅提高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的话语权，也是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一个体现。张建平表示：“我们的做法就是共商、共建和共享，体现了大家在合作过程中无论大国还是小国，都是平等合作的关系，我们所需要的合作都是要在大家取得共识的基础上才予以推进，这样的一种合作理念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一个潮流和趋势。”

　　另外，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独到经验也是让众多国家对亚投行心动的重要原因，英国剑桥大学高级研究员马丁·雅克曾表示，如果说世界上有一个基础设施建设专家的话，那就是中国，中国知道该怎么做。

　　去年４月，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确定为５７个，其中域内国家３７个、域外国家２０个。６月２９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签署仪式在北京举行，该协定被认为是亚投行运营的根本大法，为亚投行提供了法律依据，明确了其宗旨、股本、投票权、业务运营及决策机制等核心要素。按照协定计算，中国占股３０．３４％，投票权２６．０６％，成为第一大股东和投票权国。楼继伟介绍说：“确定了宗旨，确定了今后如何治理，确定了重要职务的产生程序，还包括怎么接纳新成员等，考虑到了长期运作所需要的各种要素。”

　　当年１２月２５日，１７个意向创始成员国批准亚投行协定并提交批准书，股份总和占比达到５０．１％，协定达到运行条件，亚投行正式成立。楼继伟：“（这是）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中的一个重大事件，亚投行作为一个新的多边开发机构，进入了现有的多边开发体系。”

　　不过，对于亚投行来说，筹建成功不过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作为一家基础建设投资银行，如何满足各成员国利益诉求，怎样把资金安全、高效地借贷出去，这些都是外界最为关注的问题。亚投行与世行、亚开行等组织有着不少差异，事实上，中国设立亚投行的目的并非是为了颠覆原有体系，而是对现行制度的补充和建设。以世行为例，该组织在２０１４财年共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各类援助和贷款达６１０亿美元，但涉及基础设施建设只有２４０亿美元，远不及全球所需的１．５万亿美元的基建投资。世行行长金镛表示：“任何组织借投资基础设施建设，聚焦对抗贫困的都是朋友，我的看法是亚投行将会成为全球投资基础建设的伙伴之一，这非常有意义。我们必须要从基础设施投资匮乏的实际问题来看事情，而不是从政治问题来看，世行不是政治组织。”

　　据亚开行测算，亚太区域未来十年至少需要８万亿的基础设施投资资金，而世行、亚行以减贫为主，远不能满足这一需求。原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首席经济学家汤敏表示：“据我所知，亚投行成立的时候，现在筹备的时候，都已经对各种各样的制度进行全面的梳理，而且也跟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一起，派了很多官员到那里学习，亚开行和世行也派了很多官员到这边来给予培训等等，我觉得他们的合作还是非常密切的。”

　　除了对现有开发组织的学习借鉴，为了发挥后发优势，亚投行在机制创新方面有所突破，以更好地服务于各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事实上，在经历了几十年的运转后，世行、亚开行等国际组织在世界范围内遭受不少诟病，比如运行效率问题。在这些国际组织中，一个项目从立项到设计，再经过研究，给出报告，往往耗时三到四年的时间，而三四年之后，许多当年提出要求的国家已经开始面临新的问题。对此，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认为：“世行、亚开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因为他们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另一方面我们在结构上是精简的；第三个层面的创新是管理层，当前的国际机构中都是按成员的认购额度上分配的，每个成员都有其高管进入管理层，但是我们是全球招聘，还有就是不是终身，不是任命，而是任聘制，对表的是亚投行的利益。”

　　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阮宗泽看来，中国作为迅速崛起的大国，正在逐渐转变自身在全球中的定位，为世界提供更多新的公共产品，这其中，亚投行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亚投行说明什么，就是中国的变化，我们已经成为了引领者，就像舞蹈一样，中国不再是众多舞者当中的一个，中国现在是领舞者，中国在比划的时候别人在跟随，而美国一开始是想抵制亚投行，但实际上越想抵制亚投行，最后孤立的是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