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行业要让公众走出被骗捐的阴影

　　沸沸扬扬的“罗尔救女”事件至今风波未息。从煽情并获得巨量转发、赞赏的“救女文”，到“三套房子”“医保充分报销”的质疑，事件的迅速反转，颠覆了公众的认知。因为罗尔在求助过程中没有公开自己的真实经济状况，让很多人感到道德底线被突破。其随后的公开辩解，又引发了个人求助正当性的激烈讨论。在《慈善法》实施三个月的背景下，围绕“罗尔救女”的讨论无疑很有价值。事件可以平息，但讨论不能被遗忘，期待“罗尔救女”事件推动全社会探索出一条合理、合法的个人求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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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对公益行业有较长时间关注的话，可以发现“罗尔事件”并不是个案，也并非其他案例不够有影响力，但是在群体性健忘的时代，类似案例早被埋在了记忆的角落里。

　　上世纪90年代就发生过一起震动全国、影响到海内外的“杨晓霞事件”。社会各界救助患罕见疑难病症的山东农家少女杨晓霞，不到一个月，捐款高达87万余元，是当时个人所获得的最大一笔捐助。

　　本来一切都进展得很好，但随后杨晓霞的家人提出：春耕快开始了，想从捐款中支出点钱购买种子、化肥。消息立即引起社会的广泛议论。有的捐款人表示，如果不能得到妥善管理和使用，那就要把自己捐的钱收回去。人们担心，巨额善款没有规范的管理使用机制，仅靠使用者个人道德难以保证善管、善用。

　　后来，杨晓霞及其监护人、杨晓霞家乡政府代表和医院代表，三方共同签订了《杨晓霞救治金管理使用协议书》，随后又组成“杨晓霞救治金管理委员会”，并聘请了两名法律顾问和一名审计师。“管委会”在详细规划了资金使用方式后，发现还结余45万元善款。一时间，“45万元剩余捐款如何善终”“我们能用杨晓霞剩下的钱吗”“反思爱心捐款”等关注与探讨的文章议论纷纷。当时极有影响力的央视《实话实说》栏目专门组织了一场“捐款结余怎么办”的讨论。最后，杨晓霞将45万元剩余捐款转赠宋庆龄基金会，设立“少年儿童疑难病症科研奖励基金”，事件才算画上了句号。

　　尽管此事影响巨大，但无数同类事件依然照常，2014年还有一起影响巨大的“杨六斤事件”。广西卫视公益节目《第一书记》扶贫活动报道了杨六斤的故事。报道说，杨六斤6岁时父亲去世，母亲带着弟弟改嫁，在爷爷奶奶去世后，他就住在亲戚提供的空房子里，独自生活。每年只能从堂哥那里领500元生活费，常吃野菜充饥。

　　媒体将杨六斤的个人账户公布，一个月时间里，杨六斤收到的善款达到500多万元。但随即又传出消息：杨六斤的亲戚及镇干部为图谋巨额捐款，将在外的杨六斤强行接回。随即，广西卫视对杨六斤的报道也被质疑有不实之处。

　　类似事件不断发生，因为社会缺乏健康的公益环境。一个完善、健康的公益环境应该是这样的：求助者可以很方便地找到相应的援助（第一步），公益组织发达并专业（第二步），最后加上行业治理顺畅、制度监督健全，形成一个良性的运作系统。如此，才能让公众放心，成为补充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的社会救济途径。“罗尔救女”事件无疑暴露了中国公益行业的系统性不足。

　　目前的问题就发生在第一步和第二步。由于信息不对称等缘故，大量身处困境的求助者求助无门。中国的公益组织数量还远远不够，大多数都集中在大城市，扎根农村、乡镇、城市社区的公益组织微乎其微。由于组织治理结构不合理、人才匮乏、经费短缺等原因，现有组织的专业化和职业化也很不尽如人意。因此，公益组织与个人求助之间隔着重重阻碍，有需要的个人不得不通过微博、知乎、微信公众号等实施网络求助。

　　那么，如何打通公益组织与个人求助？拜“互联网+”所赐，公益得到了快速发展。目前互联网个人求助主要有两个模式。一种是以“腾讯乐捐”为典型，腾讯提供平台，公募基金会作为项目发起和资金接受方，然后将善款发放给项目或个人，是“个人－公募基金会－平台－公众”模式。另一种以“轻松筹”为代表，通过平台，个人可以直接发起个人求助，是“个人－平台－公众”的模式。这两种模式各有利弊。“腾讯乐捐”模式因为中国公募基金会数量太少，很多普通人可望不可即。“轻松筹”模式虽然方便，但善款直接打到个人账户也存在风险。所以目前二者都有些改进，“腾讯乐捐”对个人提供了快速发起求助的渠道，“轻松筹”也和十多家公募基金会合作，为个人求助匹配公募资格，保证善款得到专业机构监管。

　　但是，互联网求助难以让面临技术鸿沟的群体感受到公正。一些边远农村地区的求助者甚至连电话都没有，遑论使用互联网寻求帮助。不过，总体来说，在“互联网+”时代，个人求助已经越来越便利了，像罗尔这样的前媒体人应该不会不知道上述渠道，如果他们通过这样的渠道求助，将会避免很多问题。

　　尽管如此，还有个致命问题——这几年来，虽然公益行业的发展突飞猛进，可公众并没有走出被骗捐的阴影。

　　打铁还需自身硬，公益组织必须继续提高专业化程度，通过到位的执行、透明的财务、开放的运作，让公众看得见、摸得着，然后慢慢改善公众的信任度。

　　从公益行业上看，整个行业的自我治理能力也应得到提升。比如形成真正的行业自治，引入竞争机制；好的大型公益机构还要能够不断培育草根组织以及专业公益人才，促进行业的整体发展。而政府也要不断降低门槛，出台更多激励措施，扶持公益机构，通过购买服务让更多公益组织发育、发展。

　　公众也应该反思：如果一味不信任公益组织，只能提高恶劣事件的发生率，最终消耗整个社会的信任。不信任别人，我们可以亲身实践公益，或发起公益项目，或成为志愿者，或参与监督公益项目，这远比对着电脑屏幕当键盘侠有意义。只有更多人行动起来，才能培育更多公益组织，让公益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生根发芽，关照到每一个需要帮助的求助者。（张天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