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前瞻：外力难以期待“稳”中切换动能

　　中国经济导报记者|张洽棠

　　备受世人瞩目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即将召开，这个会议将为明年经济定调。近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专家、企业负责人的意见建议。

　　12月1日，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联合发布数据，11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1.7%，比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升至两年来的高点。相关受访专家表示，PMI或暗示宏观数据进一步向好，至于明年宏观经济走势，一方面是国内的新旧动能转换，另一方面则是外部动能恢复较为缓慢，“风险三角”凸显。

　　PMI或预示宏观数据进一步向好

　　作为宏观经济重要先行指标，PMI回升显示生产和需求转暖，市场预期改善。PMI10月份明显提高后，11月份继续上升，已经连续4个月保持在荣枯线以上。从11月PMI12个分项指数来看，同上月相比，产成品库存指数、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有所下降，其余9个指数均有所上升。其中，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降幅较大，达到3个百分点，但指数水平依然较高，保持在55%以上。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蔡进认为，经济增长由落转稳的信号已经比较明确。从业人员指数连续几个月都是在回升，经济结构也在进一步优化。像装备制造业，尤其是汽车工业，与民生有关的消费品行业增长也不错。反而像高能耗、产能过剩的一些行业，比如原材料工业的产能增长趋缓。

　　11月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项指数显示，新订单指数升幅明显，环比上升0.9个百分点，达到51.8%，创出年内阶段性高点，市场需求回升明显。从业人员指数连续四个月环比上升，11月是自去年1月以来首次升至50%以上；销售价格指数连续两个月稳定在51%以上。

　　蔡进表示，这表明经济运行的质量在持续趋好。包括建筑业，虽然有一些季节性的回落，但是它的新订单指数是回升的，反映出近两个月以来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开始企稳回升。值得关注的是房地产业，商务活动指数、新订单指数都是回落的，反映出房地产价格上涨的趋势在明显趋缓。

　　九州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邓海清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表示，PMI创两年来最高点，且连续5个月回升，表明经济继续好转，再度破除房地产调控抑制经济的观点，2017年GDP高于2016年6.7%的概率较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也表示，PMI指数继10月份明显提高后，11月份继续提高，已经连续4个月保持在荣枯线以上。经济增长转稳的信号已经比较明确。未来经济保持平稳增长的概率较大，四季度经济增速不会比三季度低，预计明年经济仍会保持平稳增长。

　　内因：新旧动能转换

　　PMI向好预示宏观经济走势向好，那么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如何定调呢？近日，在国务院座谈会上，李克强讲话主要是两个字，一个是“稳”，一个是“进”。总理在讲话一开始提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有把握较好完成，“但要看到，当前国际环境中不确定因素增多，国内地区、行业经济走势分化也带来较大挑战。做好经济工作，要落实新发展理念，稳定和完善宏观政策，着力在巩固‘稳’的基础上下工夫，多在积蓄‘进’的力量上出实招，适度扩大总需求，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加突出提质增效，不断扩大经济向好态势。”

　　财新智库莫尼塔董事长沈明高认为，中国经济新旧动能的转换已经开始。传统增长动能如出口和投资（包括制造业、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是经济增长的快变量；新动能如新经济、双创、消费和现代服务业，是慢变量。新旧动能转换意味着经济增长由快变量主导转变为由慢变量驱动。

　　新旧动能切换的速度和路径，决定了转型能否平滑推进，也会对经济增速产生影响。基于大数据测算的财新BBD中国新经济指数显示，稳增长力度越大，新经济、新动能的空间就越小。在新旧动能转换期，要适当容忍旧动能的调整和GDP增速放慢，将重点放在推动人均收入翻番目标的实现。虽然改革是慢变量，但改革预期是快变量。改革宜先做加法，再做减法，以改革的确定性，对冲“去全球化”的不确定性。

　　沈明高还建议设立足够量级的结构调整基金，缓解去产能、去杠杆带来的增长压力。可以考虑提高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至5%~6%，5年筹措约10万亿人民币的结构调整基金，主要解决3个问题：第一，部分承担稳增长的职责，改地方政府加杠杆为中央政府加杠杆；第二，清除无效或有害杠杆，定点清除僵尸企业和有毒资产，既防范有毒资产损害整个经济的机体，又推动产能去化，盘活国有资产，为制造业注入新的活力；第三，支持城镇化、医改、服务业开放和土地制度改革等改革增量，在释放改革红利的同时，承担相应的改革成本。

　　外因：复苏仍待时日

　　近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的《经济周期与金融周期双重冲击下的世界经济》数据显示，1998~2007的10年间，发达经济体名义GDP年均增速2.76%，G7为2.42%，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为5.86%，新兴和发展中亚洲国家为7.59%；2015年上述各经济体经济增速下降的幅度分别达到31.9%、26%、32%和13.2%。除了新兴和发展中的亚洲国家以外，其他经济体经济增速下降的幅度基本达到了30%，世界经济出现了深度下滑，另外，从国际贸易增速和贸易品的价格来看，世界经济也处于通缩风险的压力之下。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王晋斌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表示，世界经济的下滑引致了发达经济体逆经济市场化政策倾向明显。逆周期的贸易保护主义、金融管制以及排他性的区域贸易安排有增无减，降低了全球贸易和投资公平性，影响了全球经济复苏的步伐。

　　王晋斌认为，次贷危机后逆周期的贸易摩擦政策骤然增加，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如美国、欧盟、日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分别实施了多项贸易救济措施，而同期实施的贸易便利化措施则非常少，实施的贸易救济措施是贸易便利化措施的10倍多。同时，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了“太多金融”的格局，全球金融资产增长的速度远高于贸易增长的速度。全球金融的相互依存和彼此冲击已远超过贸易的相互依存与冲击。管理金融周期成为全球宏观政策面临的迫切问题。

　　未来全球经济如何才能有效复苏？王晋斌认为，依靠单纯的总需求管理政策来应对此次金融危机宣告失败。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引领下，全球开启了一轮供给侧改革的竞赛。结构调整主要看中美两国，由于供给侧改革具有中长期性质，全球经济复苏仍需时日。

　　王晋斌表示，单纯依靠总需求管理政策并没有带来世界经济的复苏，过多的货币反而催生了资产价格泡沫。发达国家或地区也出台了帮助企业降低成本、改进技术、推动制造业发展的规划和措施。中国更是系统性地提出了供给侧改革的方案，以优化经济结构，重塑经济活力。由于很难有快速帮助企业获得盈利并持续盈利的宏观政策，因此，全球经济复苏仍需时日。

　　作为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近日也表示，明年全球的经济形势还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风险三角”是今年国际清算银行在一个报告当中提出来的。所谓的“风险三角”，一是生产率在不断下降，二是杠杆率在不断上升。三是宏观经济政策的空间在明显的收缩。这是现在很多国家都面对的一个困境，在中国也存在。

　　黄益平指出，宏观经济政策空间在收缩，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再像2008、2009年那样扩张很困难，这确实是世界各国都面临的问题。谁能从现在的困境当中走出来，就看谁能推进结构性改革，对世界各国如此，对中国尤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