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好的经济发展势头是应对美联储加息周期的利器

　　12月15日，美联储今年最后一次公开市场会议（FOMC）决定加息25个基点，并考虑到实际和预期的劳动力市场、通胀状况，将中期利率预测上调至1.4%。按照目前的加息幅度，这暗示着美联储明年可能会有三次加息过程。虽然投资者对加息早有预期，但是加息当日美联储“由鸽到鹰”的转变依旧震撼了各大市场。

　　可以说，美联储加息对世界和我国市场的短期冲击已经体现在各关键指标的波动上，但这种冲击是否会转化为一个长期的过程进而干扰我国经济的正常发展，则需要对其作用机制深入进行探讨。在分析美联储加息对一国经济的长期影响时，应该将该国经济的特性和全球经济形势考虑在内，这一思路同样也适用于处于美联储新一轮加息周期中的我国市场。具体而言，需要弄清两个重要问题：

　　第一，美联储明年隐含的三次加息计划是否能形成稳定的市场预期。强烈而明确的政策信号是市场预期形成的前提，但下届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美联储的分歧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这一信号。早在竞选期间，特朗普就多次抨击现任美联储主席耶伦刻意维持低利率政策，为民主党政府营造“虚假繁荣”。然而，年末加息并没有消除特朗普与美联储的矛盾，反而暴露出双方对美国经济走势的不同想法。本次FOMC放出的预测材料表显示美联储对明年GDP增速的预测为2.1%，长期仅为1.8%，远低于特朗普承诺的3.5%-4%。同时，FOMC并未在9月份预测的基础上调高对明年通胀的预期，这意味着特朗普“减税+财政刺激”的组合政策若大幅推高通胀，美联储可能进一步提高加息频率，而此举将增加公共支出的成本，加重联邦政府的债务负担。此外，耶伦在加息后的发布会上向媒体挑明了对特朗普团队“未接触”、“无建议”的态度，并强调希望一直履职到任期结束，而特朗普尚未就此次加息做出评论，这一情况很可能影响市场的长期判断。实际上，花旗银行、巴克莱资本等主流市场机构大都不认为美联储会无视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在明年会三次加息，根据经济的实际发展加息一到两次成为市场的普遍观点，而较低频率的加息难以对市场产生长期的震动效应。

　　第二，利率是否是驱动资本外流长期化的唯一主导因素。在本次加息前后，许多媒体将将近年来一直处于低位的中美国债利差作为我国投资吸引力下降的标志，热炒资本外逃、外汇储备下降所带来的经济风险，但是根据外管局发布的11月跨境资金流动情况，全国银行结售汇逆差为334亿美元，明显低于去年美联储加息前的水平。外管局的相关数据进一步显示显示境外机构仍在增持我国的债券，境内企业外债的集中偿还压力得到释放，并不存在大规模抛售资产的情况。对于外汇储备的下降，央行也做出了明确的解释，外汇操作、外储资产的价格波动和“走出去”投资支出是主要原因，而近期资本流出的具体情况将会体现在外管局发布的四季度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在尚未发布前，无数据支持的猜测是经不起考验的。

　　此外，更重要的是，国际资本投资新兴市场的主要目的是在较高的经济增速下获得超额收益，因此，流入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才是投资者真正关注的风向标。11月我国制造业PMI指数继续上升，达到51.7%，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等均保持上行。对外贸易也表现抢眼，进出口同比双双回升，增幅都达到了近期的最高水平，而美元的走强更会助推这一趋势。总体而言，在供给侧改革和“一带一路”等经济战略引导下，过剩产能和企业债务的问题逐渐得到缓解，我国经济呈现趋稳回暖的态势，未来6.5%-7%的增长速度在各国中仍非常有吸引力，穆迪、摩根士丹利、汇丰银行等主流机构纷纷表示看好中国经济，这是美联储加息的短期影响所不能遮蔽的。同时，从历史数据来看，我国资产价格对汇率波动的脉冲响应并不具有长效性，汇率波动的弱传导性不足以造成长期的经济动荡。

　　通过对这两个问题的分析可以看出，美联储的新加息周期是否会对我国经济产生长期不利影响，主要取决于加息政策的强度和频率以及我国的经济发展潜力，因此当务之急是应在宏观审慎监管的机制下有效控制加息带来的短期冲击，利用灵活的货币政策工具应对蒙代尔三元悖论所带来的难题，实现汇率有序的市场调整，逐步挤压房地产等市场中的泡沫，密切关注输入性通胀对价格指数的影响，保证市场的流动性和杠杆率的稳定合理。另一方面，按照“稳中有升”的基调振兴实体经济、改善国民经济基本面，加快落实“三去一补一降”的方针，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和人民币国际化，这一点也已经在上周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已经得到确认。

　　有人将本次加息形象地比作美联储华盛顿楣上那只石鹰的再次起飞，鹰啸所至，市场无不紧张，鹰翼所及，资产悉数蒸发。然而我们更应该反思，是怎样的世界金融体系让这只鹰有如此恐怖的力量。另外，雄鹰也怕强弓，地上的人若能做到甲胄被身、弓马娴熟，也就不用再怕鹰的长喙和利爪了。（赵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