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博士副县长辞职:父母生病无法陪伴愧疚难当

　　本报记者独家对话吴奇凌——

　　80后博士副县长为何突然辞职

　　本报记者 白皓

　　在任贵州省遵义市凤冈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不足半年后，吴奇凌突然辞去公职。作为当地最年轻的具有博士学位的县领导，他曾被视为当地的政坛新星。

　　1月6日，吴奇凌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证实，已拿到免职文件，正式脱离体制。日前，这位刚辞职的80后博士副县长接受本报记者的专访，揭开了辞职背后的心路历程。

　　内心挣扎一个多月，最终迈出这一步

　　中国青年报：80后、博士、常务副县长、政坛新星……这些都曾是你身上的标签，看上去前途一片光明，为什么突然辞职了？

　　吴奇凌：我内心挣扎了一个多月，最终迈出了这一步，辞职前也征求了一些领导、朋友和家人的意见，省、市、县都有领导多次找我促膝长谈，当然有不少挽留的声音，但我想来想去，觉得已到了给自己下决心的时候。

　　中国青年报：那是什么让你最终下了这个决心？

　　吴奇凌：两件事在我心里筑起了一道坎儿，迈不过去。

　　2014年，我父亲做甲状腺瘤手术，当时我在遵义的新蒲新区工作，接到父亲要做手术的消息时，我手上有几个区里的规划正在搞评审，没日没夜地工作。我记得我对父亲说：“如果瘤是恶性的，我马上赶回武汉，如果瘤是良性的我晚点再回去看你。”手术结果瘤是良性的，他手术完出院后，我才抽时间回去陪了他一天。对于一个父亲来说，危难时刻听到儿子这样的话，太残忍了。

　　2015年，母亲要做心脏搭桥手术，县里正值“五大环境”攻坚战的关键时期，我是主要负责人，又没能立即赶回去，母亲出院一个月后我才回家。我回去的当天，母亲血压又高到200多，送到医院抢救。可第二天我又赶回了县里。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躺在床上，想到这些都愧疚难当，也就有了心结，父母怕添麻烦不愿到我工作的地方，体制内调整调回武汉几乎不可能，辞职回去是我能想到的路。

　　中国青年报：迈出辞职这一步，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吴奇凌：以前在学校工作，后来到地方政府工作，都是别人眼里的“铁饭碗”，未来的工作，可能就是个“瓷饭碗”了，紧迫感和压力随之而来。体制内规规矩矩，制度健全，但有限制、有束缚；体制外可能有更多自由新鲜的空气，但挑战也会更大，困难更多。

　　党政工作经历给了我不可复制的人生财富

　　中国青年报：4年前，你从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团委书记任上远赴贵州挂职，外人看来这是在“镀金”，从你内心来说，为什么选择走这一步？

　　吴奇凌：4年前，团中央、教育部从高校选派团干到地方挂职，当年我有幸获评全国高校十佳辅导员、湖北省五一劳动奖章，学校领导说，这样的同志要派出去锻炼，我就去了，心里没多想。

　　中国青年报：挂职期满，为什么选择留下来？现在看来，这个决定错了吗？

　　吴奇凌：我们那批到地方挂职的同志最终留下来任职的，好像就我一个。现在回想留下来的原因，是真感情。

　　这一年挂职时间里，我去一个村当了几个月的第一书记，跟村民一起修路、修水窖。我30岁生日那天，村委会的一个干部瞒着我骑着摩托车花了两三个小时到县城买了蛋糕，村支书亲自下厨在工地上做了一桌好菜。看着自发赶来的村民和已经颠碎的蛋糕，我太感动了。

　　我对凤冈的百姓感情越来越深。后来，在镇里、县里也分别挂过职，我判断自己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于是就留了下来。

　　现在看，不能说留下来的决定错了，因为我给工作过的地方带去了自己的新理念，这些党政工作经历，也给了我不可复制的人生财富。

　　中国青年报：你的新理念和不可复制的人生财富具体是什么？

　　吴奇凌：在县域发展思路上，我写过一个长篇论文《基于资源禀赋的县域经济发展——以凤冈县为例》，其中一些观点进入了县里的发展战略规划。我和同事深入研究国家金融政策，效果是政策性银行对我们县里的支持力度明显增大；非银行性资金，比如融资建设资金、信托资金、证券资金，在县里开始使用或谋划，这是突破。

　　傍晚走过县里的小广场，看见居民挤在广场上跳舞时，我就下决心要改变，要将县城龙潭河建设成功能河、生态河、景观河，要在县城建一座山体公园，要将县城的断头路统统连通，我走之前，这些项目都基本解决了资金问题，相继签约启动了。

　　遵义一位领导曾说过，经历就是阅历，阅历会化作能力，现在我觉得这句话说得特别贴切。

　　在做了几年党政工作后，很多人感觉我成熟了，县里的工作让我更加熟悉基层情况，更加了解一个政策要落地，该怎么从田间地头考虑，从一个个最小的执行主体上去考虑，在县里工作能接触到方方面面的事情。不谦虚地说，这几年让我提高了思考、鉴别和决断的能力，这些都是未来职业生涯不可复制的宝贵财富。

　　中国青年报：现在会有不舍吗？

　　吴奇凌：会。其实在县里工作，还是得心应手的，上上下下都非常支持我的工作，特别是作为外来干部在工作中不受人情因素影响，可以更加公证客观地处理一些问题。领导对我的工作表扬得多、批评得少，坦率地说，在大家眼里上升势头也很好。

　　每每看到一些人在网上“口诛笔伐”基层干部，我还会跟他们辩论几句。我在基层看到的干部，绝大部分都是收入平平，事务繁杂，兢兢业业的，绝大多数周末都休息不了。有时候碰上一个周末能歇歇，我会突然发现自己已经不会休息、娱乐了。大家都是这个状态，所以情感很深。

　　在辞职信里，我说：封侯非我愿，但愿海波平。我可能要去体制外另一个战场了，但我和过去的同事还在为共同的理想打拼。

　　曾纠结会不会被贴上体制“叛逆者”的标签

　　中国青年报：你的另一个战场是哪里，企业吗？

　　吴奇凌：是的，我未来的职业生涯规划是去一家总部位于武汉的民营企业。

　　我曾经纠结过一个问题，走出体制会不会贴上体制“叛逆者”的标签？当初既报效国家又实现人生价值的理想会不会从此夭折？

　　后来我想明白了一个道理：“春江水暖鸭先知”，民营企业是经济发展的前线和战场，这里直接创造经济和社会价值，直接传递改革需求的信号。在市场上，民营企业是真刀真枪地拼杀，在民营企业工作也是为国建功立业。想明白这一点，我就释然多了。

　　中国青年报：会担心失去“众星捧月”的感觉吗？

　　吴奇凌：老实讲，很可能会有这样的心理落差。做县领导虽然官不大，但是优越感很强，也许别人在心里骂了你一万遍，但表面上还要奉承你。当常务副县长，找我解决困难的企业太多，忙不过来，我就告诉办公室，凡企业来访必须预约。现在换个角度，一下子感觉当时的做法有些荒唐，企业来找你，有可能万分紧急，甚至生死一线。

　　要适应这样的不同，关键还是调整心态，我想真正的成就感，并不在于有多少人对你前呼后拥，而在于你做成了几件像样的事。

　　中国青年报：对未来还有什么畅想？

　　吴奇凌：有家、有国、有业、有爱。有机会的话，把业务做到贵州去，带富一方。

　　中国青年报：相信还会有像你这样的青年干部正在体制内和市场间寻找自己的位置，你觉得自己身上有哪些经验是可以和他们分享的？

　　吴奇凌：不敢谈经验，谈点感受。我觉得现在咱们国家的干部队伍选拔和培养机制正在发生变化，在不远的将来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可能会成为常态。所以无论是想在体制内有所作为，还是想在体制外转型成功，真才实学是关键。

　　特别是青年干部，能有机会一定要争取多到各岗位锻炼，勇于尝试。在行政工作岗位上的青年干部，尽量能把小事做成有意义的事，工作之余，一定要挤出时间多关注当今经济形势的变化，多看看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