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被迫”制裁俄罗斯

　　昨天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份名为《美国敌对国家制裁法案》的法律文件，这项法案规定未来美国将因为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和操纵乌克兰东部危机”而对其能源、金融和军事工业企业进行制裁，并且扩大了对俄政府机构和部分高官的个人制裁，同时有幸“陪绑”的还有因为开发远程弹道导弹和核武器的伊朗和朝鲜。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签署必要的文件后，却立即声称这部法案“存在严重缺陷”。这实在是有些诡异了，按照美国的宪法，特朗普作为总统完全可以动用自己的否决权将这项法案打回国会，而国会必须重新进行审议决定是否修改，或者再次表决，除非以超过三分之二的绝对多数赞成票推翻总统的否决，否则法案将成为废案。一般说来，美国总统动用否决权后，多数法案要么经过重大修改后得到国会审议通过并且经总统签署，要么就此烟消云散。

　　既然如此，特朗普为什么不继续保持自己“横眉冷对千夫指”的特立独行风格，果断动用否决大权呢？如果看看国会两院的表决结果，我们或许就可以明白了特朗普目前尴尬的处境。在众议院法案是以419比3，而在参议院是97比2通过的，很明显国会内部的民主和共和两党的议员们在这个法案上是通力合作。

　　其实，美国国会以绝对多数推翻总统的否决不是没有先例，远了不说，就在去年九月美国国会就曾经以绝对多数推翻了时任总统奥巴马以“损害美国安全利益为由”否决《911法案》的行为，强行通过了允许“9·11”恐怖袭击事件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起诉沙特政府的法案。这一推翻总统否决的行为被当时美国政府发言人称为最近30年来是国会做出的“最令人难堪”的决定。当时美国参众两院反对的力量可是远远比今天反对票加起来都不如一个手的指头多的局面强多了。因此只能说面对美国政治精英整体“制服”特朗普的手段，他的任何否决都最后必将自取其辱。

　　那么特朗普为什么抱怨这个法案有“严重缺欠”呢？因为这份法案里破天荒的有一个特别的条款：未来特朗普想解除任何对俄制裁措施时候，必须经过国会同意。这是美国建国以来，首次国会将属于总统的外交权力加以限制。

　　自美国这次不同寻常的大选开局以来，“通俄”这个词就几乎成了华盛顿上空萦绕不去的一个幽灵，不仅在野的民主党紧紧抓住此事不放，即便是共和党内的主流政治势力也想借着这个机会看特朗普这个“圈外人”总统的笑话。随着美国司法、情报机构对于此事的调查展开，特朗普政府数名高级官员不得不黯然下台，就是向来好名声的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也受到特朗普反击的波及。

　　虽说美国的官方正式报告中认为俄罗斯情报机构通过种种手段对美国大选进行了干预，或许某种程度上帮助了特朗普这个说过普京不少好话的“政治门外汉”赢得胜利，但是其实直到目前为止，根本没有什么像样的证据表明特朗普真的有“里通外国”行为。

　　不过，美国政坛的党派斗争向来在乎的不是真凭实据而是“政治正确”。原本通过他国选举程序，或者发动街头政治最后以“选举”的形式去推翻一个被本国所不喜欢的政府，这是美国几十年来玩的炉火纯青的“套路”。如今看见俄罗斯可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把颜色革命的游戏玩到了美国来，华盛顿的政治精英们在恼火之余，恐怕内心还有更多的是恐惧的成分，所以目前对俄罗斯持强硬立场恐怕已经成了华盛顿政治圈里的“政治正确”标准之一了。

　　美国历来都是根据自己的利益需求去制定外交政策，这次对俄制裁的法案这个特点尤其鲜明。首先，出于对有“通俄嫌疑”的总统特朗普不放心，美国两党罕见的通力合作在法案中塞入了这个让特朗普抱怨不已的条款，这就意味着特朗普在未来的对俄关系上灵活性被压缩到了最小程度。其次，对俄制裁的条款显得“精细化”十足，针对俄罗斯目前主要外汇收入依靠能源和军工产品，美国这个制裁专门捡“软肋”下手。

　　不过这个法案最精妙的一点在于，民主和共和两党一边要“制服”特朗普另一边也对他“拉一把”。因为这个制裁可以延及对俄相关企业投资或者合作的第三方公司，目前高度依靠俄罗斯能源（主要是天然气）的欧盟其实很受伤。未来欧盟一面要成为美国的能源市场，为美国的能源工业再次“复兴”出力，一面要面对自己公司的巨额损失，同时因为能源价格问题，欧盟未来的许多产品是否还在国际市场上能够对美国形成竞争力就存在问题了。

　　这无疑是对特朗普“重振美国”的设想有很大程度的重合之处，毕竟特朗普当选所依靠的就是那些寄希望于美国工业复苏为自己带来就业和提高生活水平的人群。如果特朗普想稳定自己的政治地位，这些人的支持显然是他最后的依靠。所以从实际操作角度考虑，无论特朗普有多么不喜欢这个法案，他都几乎没有否决的空间，从特朗普个人的政治利益考虑，无论是洗白自己的“通俄”嫌疑也好，还是巩固支持率也好，都必须接受这个法案。

　　既然美国的传统政治精英在对俄关系上“制服”了特朗普，未来很显然美国对俄政策将不得不依照这个法案确定的调子进行。

　　总得来说，美国国会这个法案的通过一方面很可能将美俄关系打入谷底，逼着俄罗斯不得不采取对抗性姿态，最后致使美国不得不拿出更多的资源去面对；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美国国内的政治内斗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美国宪法颁布以来，总统的行政决策权首次受到国会的立法权直接干预，这为日后美国行政当局在对外政策上是否还能保持以前的顺畅灵活留下了一个疑问。（文/千里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