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从未像今天这般危机四伏
上世纪90年代初,一阵突如其来的狂风吹走了笼罩在欧洲上方长达数十年的冷战阴云。然而,欧洲政客们并没有因为冷战的结束而感到安心,他们认为欧洲似乎面临着新的不确定性———两德的统一。或许是因为两次世界大战,德国给这片土地带去的伤痛令人难以忘怀;亦或是彼时人口和经济再次成为欧洲第一的德国,让其他欧洲国家切实感受到了新的威胁。带着永久消除德国威胁的目的,也带着促进欧洲共同繁荣的愿景,1991年12月9日至10日,来自12个西欧国家的领导人来到荷兰小城马斯特里赫特,共同签署了著名的《欧洲联盟条约》,从此欧盟走进了历史的舞台。
就在离马斯特里赫特200多公里的地方,坐落着德国的一座小城———明斯特。300多年前,这里曾诞生过人类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条约之一———《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它不仅标志着三十年战争的终止,更被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们视作“民族国家的开始”。而300年后,欧盟的诞生被认为是对于消解民族国家的一次伟大尝试。25年过去了,欧盟经历了诸国争相入盟的风光,也经历了经济危机的落魄,但这个组织从未像2016年这样危机四伏。
难民的困惑
严格来说,难民并不是欧盟在2016年才遇到的问题。单纯从数字来看,2015年就有数以百万计的难民抵达欧洲,人数远超2016年,不过那时的欧洲民众正忙于将积攒多年的人道主义情怀转化为实实在在的鲜花和掌声,欢迎那些远道而来的苦难者。尽管当时已有学者开始担忧数目过于庞大的难民会对欧洲的经济和社会造成巨大压力,而其中混杂的个别恐怖分子,更会对欧洲本土造成致命威胁。然而,面对德国志愿者在慕尼黑车站和难民拥抱在一起的温馨画面,这些观点只能沦为支流。
时间不仅积攒了越来越多的难民,也消磨了欧洲人对于难民的热情。2016年,欧洲人终于发现,难民真的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很多人开始抱怨难民消耗了太多纳税人的钱,德国著名的科隆经济研究所和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测算表明,2016年和2017年两年,德国政府将为安置难民支出500亿欧元;很多人开始抱怨难民影响了城市的秩序,在罗马,每晚有数以百计的难民露宿街头;更多人则担心,难民将对欧洲的安全产生威胁。
对难民的恐惧始于2016年的第一天,就在人们喜迎新年到来之际,著名的科隆大教堂前的广场上发生了骇人听闻的性侵事件,有数以千计的女性遭到了性骚扰,而实施性侵者被指认有着北非和阿拉伯外貌,人们开始怀疑有难民参与其中;7月,一名来自阿富汗的难民申请人在德国火车上出于恐怖主义的目的砍伤了四人;10月,又是一名来自阿富汗的难民在弗莱堡奸杀了一名对难民友善的德国女孩;12月,一名伊拉克难民被指控对两名中国女留学生实施了强奸;而就在圣诞前夕,一名来自突尼斯的难民申请人开着卡车冲进了柏林的圣诞市场,造成了12人死亡的惨剧。这不禁又让人们想起就在去年7月发生的另一幕惨剧:一名突尼斯裔法国人驾驶一辆白色卡车冲向法国度假城市尼斯最著名的大街英国人大道,碾压正在观看烟火的人群,造成84人死亡。
心理学家马斯洛对安全感有一个非常精辟的定义,所谓安全感是指一种从恐惧和焦虑中解脱出来的信心、安全和自由的感觉。而经历这一切的欧洲民众已经无法再从恐惧和焦虑中解脱出来,一种前所未有的不安感正在欧洲蔓延。面对难民危机,欧盟国家开始分裂:匈牙利希望通过公投拒绝欧盟的强制分摊难民政策,斯洛伐克坚决拒绝穆斯林难民进入本国,法国则明确拒绝了德国提出的固定分配机制。尽管在与土耳其达成难民遣返协议后,抵达欧洲的难民人数大幅度减少,但欧洲民众对难民的不满却在增加。面对巨大压力,即使曾经对难民问题最开放的德国也出现“急速右转”。总理默克尔表示,绝对不会允许像2015年那样大批难民涌入德国的场景再现,将加快对不符合难民标准的申请人的遣返工作。
不可否认,绝大多数难民是善良的,他们饱受战乱的摧残,带着一份对于稳定、安全生活的向往,背井离乡来到欧洲;他们努力学习语言、学习技能,希望能够尽快融入社会,对欧洲人给予他们的帮助心存感激。然而,难民中也有极个别人受到了极端思潮的蛊惑,对欧洲的安全产生了威胁。而这种威胁一天不彻底消失,难民群体和欧洲民众之间的隔阂就不可能消失。
英国的离开
欧盟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宛如一块强力磁铁,吸引着尚未成为成员的欧洲国家竭尽全力以求加入,甚至连土耳其这样横跨欧亚大陆,在文化上属于伊斯兰文明的国家,也孜孜以求地希望加入欧盟。但在去年夏天,有一个成员国摆脱了这种吸引,宣布退出欧盟,而这个国家竟是欧洲三个最主要国家之一———英国。
英国的脱欧始于卡梅伦一次信心满满的赌博。在2013年,即将参加2015年大选的卡相为回应民意,保证能够连任,承诺在当选后将举行关于英国与欧盟关系的公投。那时无论舆论、学者甚至卡梅伦本人都相信,这场公投将和苏格兰脱英公投一样,无非是一个过场,注定将以失败告终。
然而苏格兰人对英国尚有眷恋,可是英国民众对欧盟只剩绝情。德国《明镜周刊》将2016年称为“意外之年”,意外的不仅仅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还有英国这个伙伴真的会选择离家出走。的确,英国确实有“孤立的传统”,岛国的地位和长期以来扮演离岸平衡手的角色让英国数百年来和欧洲大陆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
在欧盟中,英国始终表现得像一位成绩很好但非常叛逆的学生。对于欧元,他说了不;对于申根,他说了不;对于欧盟要求各成员国一次又一次让渡主权,英国更是表现得狐疑满满且无比消极。有人说,疑欧主义是不列颠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显然导致英国民众最终选择离开欧盟的原因要现实得多。自本世纪初欧盟东扩以来,大量来自东欧国家的公民涌入西欧特别是英国,英国在十年间接受了超过百万的东欧移民。对于英国的中下层民众来说,东欧移民抢走了他们的就业岗位,还申请了大量福利、津贴,然而却很少在英国消费,而是将钱寄回东欧老家。而属于精英阶层的金融人士则认为,欧盟繁杂的金融监管条例,将严重影响伦敦相较于纽约、香港等其他金融中心的竞争力。
中国有句老话,同甘易,共苦难。当欧债危机到来之时,彻底激发了英国人长期以来对欧盟的不满。2013年年初,时任首相卡梅伦在英国与欧盟关系前景的讲话中,用大幅度的篇幅表达了英国对遭到欧债危机拖累的不满,以及对欧洲一体化进程可能损害英国利益的担忧。这么看来,英国的离开,也确实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了。
宣布脱离欧盟只需要一瞬间,但是关于脱欧的谈判却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接下来的焦点将聚集在英国是否能够留在欧洲单一市场。欧盟的态度非常明确,留下可以,但必须接受四项自由原则,即商品的自由流动、人员的自由流动、资本的自由流动和开业自由。然而一旦接受了四项原则,似乎英国中下阶级对于东欧国家劳工抢饭碗的不满仍然会继续。
崛起的右翼
难民也好,脱欧也罢,对于欧洲解体来说,充其量不过是催化剂而已,真正产生致命威胁的是那些带有疑欧色彩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集体崛起。
德国的选择党成立于2013年,最初目的是反对默克尔拯救欧元的政策。而蜂涌入德国的难民,让这个年轻的政党在2016年的多次州议会选举中击败老牌德国政党,获得前所未有的胜利。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是德国经济最不发达的一个州,但同时也是默克尔政坛起步之处,被认为是她的政治故乡。然而就在去年9月4日,趁着民众对于难民的严重不满,德国选择党一举拿下将近22%的选票,超越默克尔所在的基民盟,成为梅前州议会第二大政党。当时正在杭州出席G20峰会的默克尔承认对基民盟的选举失利负有责任。
在意大利,七年前由喜剧演员创立的民粹主义政党———五星运动党则获得了更为直接的胜利。去年6月,该党推举的候选人维尔吉妮雅·拉吉在罗马市长的选举中,以三分之二票数的压倒性优势击败由执政党民主党推举的候选人罗伯托·吉亚彻提。与此同时,另外一名五星运动党的候选人在都灵市市长选举中也以明显优势赢得胜利。到了12月,由于该党的强力阻挠,意大利民众否决了政府提出的修宪建议,导致总理伦齐辞职。
而著名的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也风头强劲。在年初的省议会选举中,“国民阵线”得到了超过25%的选票。而9月的民调显示,该党主席勒庞将会进入总统选举的第二轮。勒庞称,如果自己在2017年春季的总统选举中获胜,将在半年时间内组织法国退出欧盟问题的公投。
可以令人稍松一口气的是,按照目前的形势,在接下来的一个执政周期,欧洲各大民粹主义政党都还没有上台执政的可能性,但他们不断崛起、逐渐做大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果欧洲的难民问题不解决,如果欧洲的经济依然疲软,那么总有一天这些右翼政党会被民众选进政府。或许到了那一天,欧盟就真的命不久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