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坦布尔跨年恐袭之警示

　　土耳其夜总会作案的恐怖分子

　　伊斯坦布尔———横跨亚欧的土耳其第一大城市———于2017年元月1日凌晨发生暴恐袭击。凶犯在当地知名夜店持枪扫射、滥杀无辜，致百多人伤亡，丧尽天良，手段令人发指，引发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愤慨之余，人们也在发问，土耳其为何患“恐流感”?安卡拉、伊斯坦布尔等大城市何以沦为“巴格达第二”?

　　博斯普鲁斯海边的这场迎新跨年派对，应是火树银花不夜天，却成血流成河杀戮场。如果说，伊拉克的严峻恐情源于摩苏尔激战正酣、匪巢未克，“伊斯兰国”势力反扑所致，那么，在执政党地位稳固、安全机器运转正常、长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的土耳其，又缘何陷入越反越恐的安全怪圈?是当局无能，还是恐怖分子太狡猾?

　　伊斯坦布尔当局将“1·1”跨年血案定性为恐怖袭击。国内外反恐专家分析认为，从案犯的手段、凶器、择点、动机和目标看，该案或与美国佛州奥兰多2016年“6·12”夜总会大案如出一辙：移民身份、思想激进、仇视社会、独狼为战、快闪行动、冷血杀戮、熟悉地形、乘乱逃匿。

　　案发两天来，土耳其反恐部门反复咀嚼案子的所有细节，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视影察形、沿波讨源，破案缉凶，还百姓朗朗乾坤，慰逝者在天冤魂。遗憾的是，破案没有作案快。案发翌日，伊斯坦布尔一家清真寺又传来枪声。看来，该城虽已送走2016年的余辉，但爆炸案、枪击案、杀戮案此起彼伏，全城为恐怖梦魇缠绕，一夜数惊、人心惶惶，走不出恐袭阴影。

　　普遍认为，土耳其面临的库尔德种族问题和伊斯兰教极端主义是影响长治久安的膏肓之疾。对于伊斯坦布尔去年所发生的重大恐袭，埃尔多安政府一口咬定系活跃于北部山区的库尔德工人党分支“库尔德自由之鹰”所为。一般而言，该国凡带“库”字头的组织，多针对军警情等特定目标发动恐袭，对无辜平民大开杀戒，似乎是“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套路。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土耳其严峻恐情之根源，在于恐怖主义势力内外勾连，利用族际对立、地缘矛盾及宗教冲突。伊斯兰激进主义给恐怖言论披上外衣，地缘政治冲突为恐怖活动提供方便，国门外的威胁与卧榻旁的隐患互为条件，导致矛盾激化，发生“恐变”，以致极端分子将矛头对准土耳其当局的外交、社会、宗教政策，铤而走险，以身试法。

　　伊斯坦布尔的“1·1”跨年大案警钟长鸣，折射土耳其尚未走出恐袭高发季。各大城市为恐袭阴云笼罩，经济增长首当其冲。当下，土耳其经济陷入衰退，引擎熄火、复苏乏力，个人消费萎缩、企业投资呆滞。世界银行已将土耳其2016年的GDP增长预测从3.5%下调至3.1%。国际评级机构惠誉也将土耳其银行业2017年预测从“稳定”调为“负面”。值此亟需政府提振金融信誉、稳定里拉汇率，以及加大公共投资、刺激景气之际，恐怖活动的连番冲击，导致“安全神话”破灭，“高增长梦”难圆，或引爆社会经济“双重恐慌”。

　　跨年的恐怖袭击之后，埃尔多安总统誓言：决心“战胜恐怖活动、恐怖组织及其背后势力”；宣称“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可以放心”。与此同时，安卡拉向美国求援，华盛顿允诺伸出援手。美国经历过反恐战争，实战经验及情报搜集能力确实不弱。但在旁观者看来，一味突出军事打击，或犯方法论错误，国际反恐，攻城之余，还需攻心。

　　求人不如求己。打击恐怖主义是长期战争，面临恐情新常态，安卡拉在谋划反恐战略之际，还需在“标本兼治”上下大力气，尤需致力于对“本”的摸排。此外，鉴于本土激进主义活跃，已成国家反恐焦点及国土安全隐患，唯有将境外打恐与境内去激相结合，攘外安内，防患未然，才能有效维护城市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