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环保约谈来得更猛烈些

　　1月19日，环保部对山西临汾市政府主要负责人进行了约谈，督促临汾市严格落实环境保护主体责任，深化大气污染治理，强化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尽快遏制大气环境质量恶化趋势。约谈要求，对长期超标违法排污的企业，要坚决按《环境保护法》要求，实施按日连续处罚。（相关报道见北京青年报）

　　临汾市被约谈，毫不突兀。去年12月23日，山西省环保督察组已对临汾市7个县（市、区）进行约谈。2016年，临汾市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同比增加31天，优良天数同比减少22天，大气环境质量已连续两年呈现恶化趋势。特别是2016年入冬以来，二氧化硫浓度均值严重超标。此番景状不仅引发市民不安，也成为一个舆论高度关切的公共事件，至今尚未平息。

　　“深感不安，心情沉重，如芒在背，如坐针毡，接受约谈，正视问题……”临汾市市长刘予强在约谈会上如此表态。这是检讨，更是承诺。临汾环境质量恶化，完全归咎为临汾市政府不作为并不客观，但从相关部门开出的“诊断书”看，当地政府确该承担相应责任，比如综合督查整改不到位、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不力，等等。

　　近年来，环保约谈越来越常见，约谈已是环保部门的一大监督利器。在以往，环保部门约谈的对象往往是企业，但2014年开始约谈政府，其背景是当年5月出台的《环境保护部约谈暂行办法》明确规定，环境保护部可以约见未履行环境保护职责，或履行职责不到位的地方政府及其相关部门有关负责人。从河南安阳到湖南衡阳，从贵州六盘水到山东临沂市，从河北承德到此次山西临汾，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被约谈。

　　环保约谈看似只是动口，只是聊聊天、谈谈心，实则不然，约谈与问责密切相关。去年12月7日，环保部发布数据显示，2016年第二批7个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自11月24日起陆续实现督察进驻起，截至12月5日，共立案处罚295家，拘留18人，约谈问责275人。2015年河南省驻马店市政府负责人被环保部约谈，该市对7名政府责任人员免职、警告，其中4名是环保系统的工作人员。别以为环保约谈只是走过场，约谈这一行为本身，就潜含着问责机制。

　　当然，问责并非约谈的全部目的，主要也是一种手段。环保部门是带着问题清单约谈，对着整改账单提要求。每次约谈通常会提出，环境质量“只能更好，不能变坏”，必须整改到位。这次也不例外。其具体程序是，被约谈地方的整改方案，要在20个工作日内报送环保部，并抄报所在省级人民政府。为保证整改到位，环保部必定要动真格——仍以此次约谈为例，环保部暂停了临汾市新增大气污染物排放项目的环评审批（民生及节能减排项目除外），并要求山西省环保厅以及临汾市县两级环保部门同步执行。如此动真格，也意味着约谈绝非走过场，整改必须见效果。

　　关于约谈，有一个形象的比喻，说过去环保部门只管踩刹车，而地方主官只管加油门，现在是要让地方决策者和环保部门一起来给环境污染踩刹车。这正是环保约谈存在的现实意义。通过约谈，环保部门更有“存在感”，更能有效发挥自身职能；被约谈之后，地方政府更能意识到责任缺失的危害，从而提升守土尽责的意识，切实履行环保责任，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保护公众的环境权益。

　　“约谈不空谈，环保才不难”，如今环保约谈已越来越常态化、法治化。构建生态文明，呵护美丽中国，离不了良法善治，更离不了良法贴地而行。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健全约谈的运行机制，并将问责手段透明化，满足公众的监督权，就能更大程度发挥约谈的良好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