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法"通"则到"总"则:与时俱进关乎民生

　　近日，记者就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民法总则，开启民法典编纂序幕这一话题，在哈尔滨专访了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民法研究会副会长杨震。

　　总则六点变化：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

　　采访中，记者请教杨震先生，从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的方面看，民法总则与民法通则相比较，主要有哪几个方面不同？杨震介绍，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

　　1更注重私权保护

　　一是体现在将私权神圣作为民法基本原则。民事立法的基本原则是一种价值的诠释，这也是对民众法律和道德的双重教化。人生而有权利，权利需要法律来保护。保护私人权利的法律就是民法典。而民法总则是民法典的总纲，为突出对民事主体人身权和财产权的保护，民法总则在第一章第三条开宗明义地将私权保护作为基本原则。

　　2讨债追钱又多了一年时间

　　二是体现在延长诉讼时效，突出权利保护方面。民法总则将民法通则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延长为三年，以强化对债权人的保护。民法总则以强化权利人保护为宗旨，顺应各国以及国际组织在时效领域最新的立法趋势，作了一系列调整，以尽可能降低时效制度给权利人带来的伤害。如第191条特别规定了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诉讼时效期间自其年满十八周岁之日起算，这对于保护受侵害的未成年人具有重要意义。

　　3创设胎儿权利保护制度

　　杨震说，三是体现在完善胎儿、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法律保护方面。创设胎儿权利保护制度是完善民事权利保护体系的重要举措。在民法总则中，只要胎儿出生时是活体，则被更广泛地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这样胎儿除了继承遗产，在接受赠与等方面也受到保护。这是法律技术设计对于现实需要的回应，更加有利于胎儿出生后成长。另外，将自然人作为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年龄下限标准，从民法通则中的10岁下调至8岁。这一调整，深刻反映了当前经济社会生活变化，儿童的生理、心理成熟趋早、经济活动增加等诸多因素，特别是对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纯获利行为的保护，更加符合人文主义精神情怀。

　　4使被监护人利益最大化

　　杨震认为，四是体现在健全监护体系，增设成年监护制度方面。监护制度的设立充分体现了人之存在社会性、互助性。在民法通则中，只规定了对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的监护，智力障碍者、失能老人等成年人的监护则一直是空白点。民法总则第33条规定：“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与其近亲属、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事先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协商确定的监护人在该成年人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履行监护职责。”这一制度的创设，体现了被监护人利益最大化原则，有效缓解了社会老龄化严重与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之间的矛盾，现实意义重大。

　　5增加对个人信息的保护

　　杨震对记者说，五是体现在增加对个人信息、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方面。信息化浪潮席卷全球，网络应用无所不在，已经深深植入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特别是在大数据广泛应用的条件下，个人信息、数据、网络财产成为了宝贵资源，同时也成了非法获取对象。个人信息泄露频发、电信诈骗手段花样翻新，利用个人信息、数据事实犯罪活动不断增加，同时网络财产正在成为个人、家庭财产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所占比重不断提高，因此，不断加强对个人信息、数据和网络财产的保护是对新形势下的财产保护不可或缺的举措。

　　6为见义勇为披上“护身符”

　　杨震说，六是体现在弘扬中华传统，为见义勇为披上“护身符”方面。民法总则第183-184条规定，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没有侵权人、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民事责任，受害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上述两个条文，被人们称为见义勇为的“护身符”，伸张正义、见义勇为者再也不用为“该救不该救、该帮不该帮”的问题纠结和烦恼，通过法律赋予了善意救助者责任豁免规则和求偿权，保障了“好人好事”，是对中华传统文明精神的弘扬，是对当前社会现实的矫正，具有很强的社会示范、指引作用。

　　里程碑式意义：一字之变折射法治进步

　　在谈及民法总则颁布的历史意义时，杨震指出，民法总则的颁布，在中国民事立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杨震认为，民法总则颁布是民法典编纂的先声。民法总则是中国民法典的基石。具有夯实民事法律体系之基础，实现民事法律法典化之重要意义。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中明确提出：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通过制定民法典，可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民法典是市场经济基本法，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是国计民生的根本大法，是民事法律规范系统化、体系化的完美形态。民法总则的立法意义是和民法典的目标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总则编和各分编组成，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共同承担着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调整民事关系的任务。而民法总则是民法典的龙头。民法总则编规定民事活动的基本原则和一般性规则，在民法典中具有基础性、统领性的重要地位。我国已经完成的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等民事法律中，也采取了总分结构。总分结构既符合我国成文法律立法技术，也符合法律惯常思维，是成熟的立法技术。只有分则没有总则的民法构不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不符合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已经完成的判断。因此，制定好民法总则，对于制定一部科学、现代的民法典具有重要意义。

　　杨震加重语气说，民法总则深切回应社会现实需要。民法总则的制定，是几十年的法学研究与司法实践的结晶，通过理论制度设计，回应社会发展需要，保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利益。民法通则从制订至今已经将近三十年之久，这期间我国发生一系列重大变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经济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变革，人身与财产关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个人数据信息的保护、环境的保护、人身权利的保护等具有时代特征的问题都进入了民法总则的视野。网络时代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传递方式，人们的家庭财产状况、经济行为、交往方式、财富观念、生存状态、道德伦理等都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变迁。民法通则中的规定包含大量的分则规范，已经被合同法、物权法、婚姻法、侵权责任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电子签名法、信托法等后来的民事单行立法所修改甚至部分废止，调整民事活动的功能削弱甚至名存实亡。通过民法总则的制定，来完善、回应法律制度的变革，关切现实生活，关注人民群众需求，从而实现法律体系与社会生活的同步，为人民群众的人身、财产提供更加公平、科学、周密、安全的保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