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公投将引发国内权力再平衡

4月16日土耳其举行修宪公投,结果以51.4%的微弱优势得以通过（资料图）

　　4月16日,土耳其举行修宪公投,结果以51.4%的微弱优势得以通过。在今后一年里，土耳其将为从议会制过渡到总统制做好法律准备。2019年土耳其将同时举行总统和议会选举，届时将改变1923年土耳其之父——凯末尔制定的世俗主义和议会制路线，土耳其的发展将迎来新的一百年。此次大选将对土耳其内政与外交产生深远影响。

　　首先，行政与立法部门的权力结构将发生变化。此次公投将扩大行政部门权限，限制议会的权力。2019年土耳其举行总统选举后，将撤销总理一职，总统将成为国家元首和行政长官，并有权任命两位副总统、部长和司法官员。总统任期为五年，最多为两届，由全体公民投票产生，而不是由议会选举产生，其有权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解散议会等。从理论上讲，埃尔多安可以从2019年总统大选后，一直执政到2029年。相比之下，议会的权力下降。目前土耳其议会主要有正义与发展党、共和人民党、人民民主党和民族行动党，尤其是此次正义与发展党联合宗教色彩浓厚的民族行动党联合。此次公投后，土耳其议会的议员人数将从550人增加至600人，且进入议会的政党得票率不必达到10%以上，意味着小党也可能进入议会，其权力更加分散，对行政部门的权力制衡能力将进一步下降。

　　第二，集权和分权的支持力量将出现分野。当前，埃尔多安的执政基础依然存在，但是社会裂痕更加明显。此次支持总统制的选民仅占51.4%，表明反对总统制的力量已经成为制约埃尔多安政府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在前三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安卡拉和伊兹密尔，反对总统制的人数超过了支持总统制的人数，尤其在大城市，主张分权的力量超过了主张集权的力量。埃尔多安总统指出，只有走美国和法国式的总统制道路，才能建立强有力的政府，应对居伦运动、库尔德分裂主义、“伊斯兰国”组织等各种威胁，维护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增强国家凝聚力。但是土耳其最大的反对党——共和人民党和库尔德人政党——人民民主党均反对总统制，担心埃尔多安以总统制为借口，扩大自己和正义与发展党的权力，这是民主的倒退，是“独裁”的开始。

　　第三，军、政力量之间的平衡将改变。1923年土耳其独立建国以来，军队成为维护世俗主义政权的监护人。1960年、1971年、1980年和1997年，土耳其接连发生政变，当宗教力量走向政坛、背离世俗主义道路时，或者当土耳其政局动荡时，土耳其军队都会“力挽狂澜”，恢复秩序、把宗教力量赶下台，再重新进行大选、还政于民。正义与发展党属于保守主义的中间偏右政党，2001年成立后一直是土耳其政坛的“常青树”。2016年7月，土耳其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的部分军官当天企图发动军事政变，结果迅速遭镇压，土耳其至今仍处于“紧急状态”。未来在总统制框架下，总统将进一步加强对军队的领导和控制，避免再次发生政变、推翻政府的可能。未来，随着总统对国家机器的掌控能力增强，世俗主义的大本营——军队对宗教力量的制衡能力将进一步下降。

　　第四，外交将从“向西看”转向“多元并举”。独立建国后，土耳其长期追求的目标是融入欧洲，成为类似于英、法、德那样的欧洲列强。随着埃尔多安及其领导下的正义与发展党执政，土耳其对加入欧盟逐步丧失耐心，埃尔多安甚至暗示将以全民公决的方式，决定是否国家恢复死刑。随着土耳其与欧洲的价值观差异越来越大，欧盟对土耳其的认知也发生变化，双方的关系也渐行渐远。在新的体制下，埃尔多安政府恐将执行三环外交：第一环是通过北约军事联盟继续保持与美国和欧洲大国的军事关系，巩固土耳其的军事大国地位；第二环是通过上海合作组织对话伙伴国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国的身份，与中国、俄罗斯、中亚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保持密切合作，提升土耳其的政治大国地位；第三环是通过参与中东地区安全事务，扩大土耳其在叙利亚等热点问题上的发言权，推行“新奥斯曼主义”，提升土耳其模式在中东影响力，巩固土耳其的伊斯兰大国地位。

　　总之，近年来土耳其经济增速放缓，就业压力增大，恐怖主义抬头，库尔德分离主义势力增强，居伦运动暗流涌动，民众渴望有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带领国家走出困境，维护国家稳定与经济繁荣；在对外关系上，土耳其近年来与以色列、希腊、亚美尼亚、叙利亚、俄罗斯、德国等相继出现政治和外交危机，迫切需要一位强人维护土耳其的地缘政治利益。受内政和外交双重挑战的影响，埃尔多安主张的总统制得以在公投中勉强通过，但主张分权、多元制衡、世俗和民主化的势力依然强大。在经过了近一百年的议会制后，土耳其将转向总统制。在弥合国内分歧、加强国家政治建设和改善对外关系层面，以及在朝着建国百年梦想而奋斗的征程中，埃尔多安政府仍面临不少的挑战。（孙德刚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