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宪公投后土耳其能否摆脱“内外交困”

　　卜永光

　　4月16日，土耳其修宪案在公投中获得通过。尽管国内的反对党仍在要求重新计票，但公投结果被推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成功修宪意味着在2019年大选之后，土耳其将转变为总统制国家，自奥斯曼帝国时代就开始奉行的议会制，很快会成为历史。

　　现任总统埃尔多安无疑是最大赢家。按照西方世界的标准衡量，埃尔多安无疑是玩弄了一把“普京式把戏”，通过操纵民意和规则，假民主之名行强权统治之实，以达到长期掌权乃至“独裁”的目的。如能连续当选，他有可能在总统的位子上一直坐到2029年，同时享有新宪法赋予的诸多新权力，乃至成为“帝王般的总统”。

　　不过，一贯对埃尔多安的强硬作风多有批评的西方世界，在修宪案通过后却表现出相当温和的态度。比如，德国外长很快表示会理性对待公投结果。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欧盟乃至西方世界的主流观点。此类声音虽然不符合“民主拜物教”支配下的传统西方价值观，但考察近年来世界趋势的历史性变化，这样的表态却又在情理之中。

　　显然，西方自身遭遇的危机影响了其态度。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西方世界内部的经济政治动荡此伏彼起，民间的“杂乱反抗”和愤怒不断累积，移民危机和恐怖威胁等问题日趋严重，造成空前的社会动荡。面对危机，政府的软弱和无所作为饱受民众批评，而西方的制度自信也遭到了空前侵蚀。在这种背景下，扩大政府权力开始被视作应对危机的有效举措。比如，时任意大利总理的伦齐，就曾在2016年推出旨在扩大政府权力的宪法修正案，却因在年底公投中失败而辞职。对于意大利修宪公投失败，西方特别是欧盟内部普遍持惋惜和同情态度，并担心这一事件会给欧洲带来新的冲击。

　　尽管如此，修宪之举还是会让土耳其加入欧盟的目标变得更加遥遥无期，只是这种影响对双方而言，都已经无关紧要。对于土耳其而言，危机重重的欧盟吸引力大不如从前；而对于艰难度日的欧盟来说，即便没有此次修宪，它也无力在短期内接纳土耳其这样一个麻烦缠身的新成员。既然不可能让土耳其在短期内加入欧盟，从现实政治的角度考虑，西方与其因过度谴责埃尔多安恶化双方关系，导致土耳其进一步倒向俄罗斯，不如顺势接受土耳其政体改变的既成事实。

　　实际上，土耳其的修宪公投还涉及一些西方政治伦理本身都无法回答的悖论。比如，民众是否有权利通过民主的手段终结民主？如果面包和自由、民主和秩序之间发生矛盾，孰为优先？当然，土耳其的普罗大众并不在意此类理论问题，他们更关注的是转向“总统制”之后，土耳其能否重回政治稳定。

　　作为第一个大规模推行世俗化改革的伊斯兰国家，土耳其曾经被视作穆斯林世界推动国家现代化的典范。不过，由于宗教保守主义的泛滥和政治分化的加剧，土耳其的内部冲突和撕裂日趋严重。2016年发生的未遂政变和空前频发的恐怖袭击，就是这种趋势的直接反映。当国家面临政治动荡和社会撕裂时，对现实不满的民众往往会把希望寄托到强权人物身上，希望以有力的统治重建政治秩序。这也是民众选择支持埃尔多安修宪的主要缘由。

　　从历史经验看，通过推行强力统治对抗政治混乱和社会动荡，在短期内通常都会取得明显成效。不过，这种做法最终能否实现国家的长期稳定，却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如果长期执政的强势领导人只是一味压制矛盾而非解决问题，即便能够暂时维持秩序，也不可能一劳永逸，甚至会让原有的问题在休眠中积聚更大能量，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在冷战终结之际，多个国家由于强权统治难以为继陷入严重冲突甚至国家分裂的历史教训，即是典型的前车之鉴。

　　埃尔多安治下的土耳其正逢多事之秋，其与欧盟和俄罗斯的关系也几经波折乃至翻转，却始终未能走出“内外交困”局面。不过，政体转换之后，土耳其面临的主要考验将更加集中于国内。乱局之下，重回稳定已经成为民众的普遍诉求和土耳其的硬道理，但能否通过有效推动经济发展和缓和民族宗教矛盾找到国家长治久安的治本之策，而非通过强权压制问题求得表面稳定，将最终决定着修宪是更大分裂的开始，抑或能够成为土耳其走出困境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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