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迈可之谜

　　张威

　　在支援中国抗战的国际友人中，英国勋爵林迈可（Mechael Lindsay 1909-1994）占有独特的地位：1944年5月，他在延安利用有限的资源，架设起大功率无线电台，使世界聆听到延安之声；同年8月，他担任了延安新华社英文广播部的首位外籍专家，向海内外讲述中共的抗战。在新华社社史上，林迈可的名字异常响亮。

　　林迈可是无线电专家吗？非也。但他是个超级玩家，据与他同时在燕京大学任教的美国物理学教授班威廉回忆，林迈可学的是经济，但他自幼就是个无线电“发烧友”，他的相关知识和技能达到了专业水平。组装收音机、收发报机、音响对他来说易如反掌。他在燕京大学的宿舍里，满地都是半导体元件。

　　早在1944年之前，身为燕京大学经济学导师的林迈可就多次通过华北的地下交通站，向晋察冀革命根据地秘密输送药品。他经行的道路由京郊妙峰山至雁北太行山，现已成为著名的红色旅行路线——“林迈可小道”。

　　1938年7月，林迈可经秘密通道，潜入山西五台山，见到了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在聂司令的殷切要求下，林迈可为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检修了所有的无线电通信设备。他高超的技艺，给聂荣臻留下了深刻印象。

　　林迈可是共产党吗？答案也是否定的。

　　林迈可的父亲具有英国勋爵爵位，又是英国上议会议员。林迈可本人毕业于牛津大学，主攻经济学、哲学和政治学，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这样一个人，是怎样和中国抗战联系起来的呢？特别是，他是怎样找到中共地下党交通站的呢？

　　“林迈可”这个中国名字是1938年在燕京大学获取的。他的同事谢冰心建议给他的英文名来个汉译。“Mechael=迈克，Lindsay=林，林迈克，这可是个绝妙的中国名字啊！”冰心说。时年29岁的英国人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但他把“迈克”改成了“迈可”，理由是这样才与众不同。当时在燕大文学院任教的冰心并不知道林迈可和地下党有什么联系，在后来的岁月中，她也从未提起过林迈可的红色经历。

　　林迈可的秘密是他在离开中国30年后才透露的。1975年，他撰写了回忆录《未知战争：1937-1945年的华北》，其中讲述了他参与中国抗战的由来、动机，以及他在晋察冀和延安的传奇经历。他的燕大学生、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山西女子李效黎（1916-2010）则在其回忆录《勇敢的李子：抗日战争中的游击队》中描绘了他们的爱情和共同抗战的故事。

　　1941年，林迈可（左5）、李效黎（左3）夫妇与晋察冀军区干部合影。

　　邂逅与承诺

　　林迈可与中国的关系始于1937年，可以说“事出偶然”。当时他刚结束南威尔士第二工业调查所所长助理的工作，恰逢燕京大学社会系主任吴文藻教授来英国物色师资——顺便说一句，吴文藻就是冰心的丈夫。燕大想参照牛津大学做一个导师制的实验，林迈可本人是牛津大学导师制毕业生，熟悉导师制，且学业优异，他被燕大选中。随后，他决定从英国绕道美国，乘船去中国。

　　林迈可绕道美国的目的是考察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导师制经验，因为燕大的体制和美国大学的体制具有一致性。这样做的结果导致启航中国的日期被推迟到1937年12月，不过，正是这个延宕让他在温哥华停泊时，邂逅了一位匆匆上船的旅客——白求恩，也由此改变了林迈可的命运。

　　白求恩随船带了很多医疗器械和药物。这位高瘦俊朗的加拿大维多利亚皇家医院外科医生经常站在甲板上眺望大海。林迈可和他相遇后，在闲聊中获悉对方也要去中国。目标的一致使两人有了共同话题。林迈可的目的很简单，去燕京大学当一名教师，而白求恩的情况则复杂得多。他是受美国和加拿大共产党的委托，去中国华北的抗日根据地帮助中共游击队反击日军的侵略。

　　“八路军不仅物质匮乏，缺医少药，也没有像样的医生。大批的伤病员无法得到救治，正在奄奄一息地等待我这样的医生。”白求恩说，“无论从人道主义还是国际主义的角度，我都要去救治他们。”

　　在旅途中，白求恩向林迈可讲述了日本对中国的残酷侵略和中国人艰苦卓绝的反抗。这引起了林迈可强烈的兴趣和同情心。

　　“有机会，你一定要来华北革命根据地看看，看看他们是怎样在艰难困苦中反击日本人的。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

　　林迈可点点头，他记下了白求恩即将到达的延安和晋察冀的地名，并说：“我一定会去那里找到你。”

　　白求恩笑了，他拍拍林迈可的肩膀：“我会在那里等你的。”

　　林迈可与白求恩成了朋友。他们在日本横滨分手，一个前往日本人占领的北平，一个奔赴华北抗日根据地。

　　虽然林迈可并未期望二人会再度相逢，但他记住了华北革命根据地，更记住了他的承诺。

　　1938年，白求恩在出诊的路上。　　摄影：林迈可

　　战地重逢

　　机会很快就降临了。1938年春天，在林迈可抵达北平三个月后，美联社驻北平记者霍尔多·汉森访问了冀中平原，他在报道中说：冀中有某个“活跃的军事组织”正在发展。林迈可立即想到了白求恩提到的游击队。

　　在当年4月，林迈可约了两名美国教师一起乘火车至保定，再从保定骑自行车去乡间旅行。他们真的撞上了那个“活跃的军事组织”——吕正操将军率领的部队，士兵的臂章上都写着“冀中人民自卫队”。

　　三名西方人被邀请参与游击队袭击平汉铁路的行动，从而激发起他们强烈的好奇心。

　　但是，林迈可的朋友白求恩并不在这里。华北的崇山峻岭中，白求恩会在哪呢？

　　1938年夏季，林迈可利用暑假，和同事戴德华再次来到冀中，他们一路摸到了河北任丘县，在吕正操的司令部受到热烈欢迎，中共欢迎所有的外国人前来观察并宣传抗日斗争。

　　林迈可提到了他的朋友白求恩医生。白求恩，不就是那个洋大夫吗？知道知道，八路军都知道他的大名。于是，林迈可一行被吕正操的部队护送，越过平汉铁路，抵达山西五台山聂荣臻将军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那里有个八路军的战地医院。白求恩高大的身影出现了。

　　白求恩正忙着处理那些八路军的伤员，但还是抽出时间拥抱了老朋友。很不幸，林迈可和戴德华同时患上了痢疾，白求恩也要给他们治疗。这样，林迈可和白求恩相处了一周。林迈可在回忆录中写道：“白求恩是一位热心而又相当朴实天真的共产党人……他有两个特征：一是他热爱他的病人，绝不让后者遭受不必要的痛苦；二是他在学习外语上很无能，他在中国一年多了，却只能说‘开饭’之类的简单汉语……”

　　在这次旅行中，他们看到了八路军更多切实的抗日武装斗争，包括破坏铁路和袭击日军。林迈可写道：“任何有血性有思想的人，都有义务去反对日本人的侵略。”

　　白求恩非常忙碌，前线的伤兵接踵而至，手术一个接一个，几乎没有喘息之机。为避免伤兵长途跋涉，白求恩用骡子驮着医药器械，巡回到前线为伤兵做手术。为了记录这些宝贵的镜头和近距离观察白求恩的工作，林迈可也跟着白求恩一起骑着骡子奔赴前线。

　　白求恩的流动医疗所设在狼烟四起的战场周边。手术就在破庙、戏台或砖窑里进行，担架、门板则被用作手术台。白求恩每天做手术要十几个小时，昼夜不停，他用神奇的手术刀使无数生命垂危的伤员起死回生。在一边观察的林迈可用他的德国“蔡司伊康”相机记录下了手术中的白求恩。用相机记录生活，也是林迈可的一大癖好。

　　然而，由于根据地被敌人封锁，药品奇缺，一些伤病员还是不可避免地失去了生命。目睹惨状，白求恩不禁仰天长叹：药，我需要有效的药！

　　说这话时，他的眼睛就盯着林迈可。

　　林迈可读出了白求恩眼中的渴望。他回忆说，“从那时起，我觉得自己应当为八路军做些什么了。”

　　在白求恩的鼓舞下，他决定利用外国人在沦陷地的特权——出入北平城门不被搜身，帮助八路军购买紧缺的药物和一些通讯零件。林迈可支持八路军的冒险活动就这样开始了。他回忆说：“在日本占领军的严密监视下，我须小心翼翼地注意保护卖我药品的药店安全。如果让日本人知道了，他们将陷入灭顶之灾。我得把药瓶上的商标和店名全部撕掉……”

　　他把买来的药和无线电零件装在他的德国摩托车的后备箱里，在周末独自驶往北平妙峰山的一个地下党交通站，那些东西通过交通站再转入晋察冀根据地。

　　骑摩托车也是林迈可的一大爱好。在那个年代，骑着摩托车绝尘而去，也是一道风景。当林迈可在周末的清晨坐在摩托车上发动引擎时，吃早饭的一些燕大学生们会在路过时和他打招呼：“哇，林先生又去郊游啦！”

　　1945年，林迈可夫妇在延安。

　　1938年，聂荣臻、林迈可、白求恩在晋察冀革命根据地。

　　爱情与事业

　　在燕大学生关注导师林迈可周末行踪的眼神中，有一双美丽的大眼睛。眼睛的主人是山西籍女学生李效黎。李效黎被林迈可吸引是从后者的鼻子开始的。她回忆道：“林迈可先生又高又瘦，优雅的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他长着我所见过的最好看的鼻子，上唇留着短短的胡须。在他讲话的整个过程中，我一直盯着他的鼻子看……我不大听得懂他的英国口音……”

　　林迈可也注意到了李效黎。当获悉这个学生听不懂自己的牛津英语时，他就把同事戴德华教授的太太洛贝塔介绍给她，让洛贝塔帮助李效黎学英语。

　　和所有的英国人一样，林迈可也有喝下午茶的习惯，他会经常邀请中国同学参加他的私人茶会。李效黎当然在受邀之列。林迈可对她的格外关心，她当然心领神会，她回忆道：“参加完林先生的茶会后，我无法入眠。一合上眼睛，眼前就会出现林先生。我觉得他对我特别好，他看我的眼神也表明，他很高兴见到我……我跟自己纠结了好半天，终于承认，原来是我很高兴看到林先生。”

　　有时候，林迈可会给李效黎做些课外辅导，辅导完后，就用他“攒”的音响给学生放几曲古典音乐。一来二去，师生间产生了感情，但学生并不敢多想，因为李效黎注意到林迈可已经谢顶。他多大年纪了呢？谢顶就该是老头儿了吧。“不管怎么说，我们应当是很好的朋友，他是那么可亲。”李效黎想。

　　李效黎注意到老师经常在周末或暑假就跑出去，也不知道他去干什么。她常常在宿舍里有意无意地眺望燕大校长司徒雷登的官邸，林迈可的住房就在校长官邸内，他的摩托车就放在官邸门旁。1938年漫长的夏季过去了。消失的摩托车又回来了。林迈可把李效黎叫到自己的宿舍，把门反锁上，这让李效黎颇为紧张。林迈可让她将一些药品和订单的中文翻成英文，但他不告诉她这样做的目的，她也不问。林迈可后来回忆说，这个女生非常可靠。

　　1939年暑假，在林迈可离开燕京大学去华北革命根据地之前，他突然对李效黎摊牌：我马上要去访问中国的游击队。我从去年起就和他们打交道了。我欣赏他们，他们在出色地抵抗日本人。

　　李效黎出身晋西南大户人家，青年时代就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但她从未想到她的导师会与共产党的武装力量有联系。她紧张地说：“您和他们接触一定要保密。如果林太太知道了，不知她会怎样担心呢？”

　　“什么林太太？”林迈可不解地问。李效黎说她看到过一封署名"Mrs Lindsay"的英国来信。“难道那不是你太太吗？”林迈可大笑，他说：“那是我妈妈啊。我才30岁，还未结过婚呢！”

　　林迈可匆匆离开了。那天晚上，李效黎久久不能入睡，一半是担心，一半是幻想。

　　这是林迈可的第四次华北革命根据地之旅，他在晋察冀根据地医院又见到白求恩在紧张地救死扶伤。白求恩对林迈可说，他很累，需要一个假期，也很想吃几天西餐。林迈可建议，你可以沿着我们走过的路线到北平，在我家里休养一阵吧。

　　遗憾的是，白求恩始终没有腾出时间来。他们会面不久，白求恩就因手术感染牺牲了。这给林迈可以强烈的震撼。

　　这是一次漫长的旅行。林迈可在华北地区走了近千公里。他在晋东南八路军总部见到了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将军，本来他还想去延安考察，但未能如愿。由于战事，他经西安，飞重庆，又飞到香港，由水路抵达天津，终于在11月份回到燕京大学。当时，很多人都认为林教授已经死了。李效黎还为此含泪找过司徒雷登校长询问。校长安慰她说，林教授应当有生还希望。校长很奇怪：这个学生怎么知道林教授去了华北革命根据地？这可是他与林迈可之间的高度机密啊。

　　当林迈可的摩托车再度出现时，李效黎知道导师回来了。两人重逢后，林迈可不再避讳他与八路军的联系，他经常让李效黎帮他将药瓶上的英文撕下来，再贴上中文译名，然后两人把药品打包，送到山区的地下交通站。他对李效黎说：“山里的游击队亟须药品。如果英国和日本开战，我会立即加入中国的游击队。”

　　1940年春至1941年春，林迈可赴重庆担任英国使馆新闻参赞。后来，司徒雷登校长把他要回燕京大学重新任教。5月4日，林迈可向李效黎求婚。这对师生终成眷属，而司徒雷登则是他们的证婚人。在三天的婚假中，林迈可给华北游击队制作了三台收发报机。林迈可在家中设立了电台，与晋察冀的聂荣臻将军保持联系。他们还护送过八路军的情报人员，驾驶着司徒雷登的汽车给地下交通站送去了大量药品和无线电零件。李效黎说，我从未想到，我和迈可的婚姻会使我用这样的方式报效祖国。

　　他们的抗战精神，在燕大师生间产生了积极影响，也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

　　林迈可给晋察冀军区无线电技术高级训练班讲课。

　　晋察冀与延安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阴云密布。12月8日凌晨，林迈可从德国电台中获悉美日开战的新闻。这意味着所有在北平的英美人士都面临被日军逮捕的危险。他立即驾驶司徒雷登专车，载着李效黎和美国教授班威廉夫妇仓皇出逃。他们的车上，装满了为游击队准备的无线电零件。车从燕大东门驶出10分钟后，日本军队就从西门冲进，搜查了林迈可的家，说林是国际大间谍，谁要胆敢窝藏，就格杀勿论。

　　林迈可一行经京郊妙峰山，找到中共地下交通站，又辗转到平西八路军根据地，受到了萧克将军的热烈欢迎。林迈可帮助他们检修了老旧的收发报装置。不久，他们转移到聂荣臻将军的司令部，聂司令聘请林迈可出任八路军晋察冀司令部通讯部的技术顾问。在这里，林迈可大显身手，不仅装设了一架高功率的超外差接收机，检修了各军分区的老旧电台，他还给八路军培养了一批通讯骨干，其中包括新中国成立后担任邮电部部长的钟夫翔。

　　1944年，在晋察冀根据地工作了3年多的林迈可夫妇要求调到延安工作，他们发现，共产党地区处于与外界隔离的状态，西方世界几乎听不到他们的声音。打败国民党的封锁，要从延安这个八路军的心脏着手。

　　从1944年5月开始，他们在延安为八路军工作了11个月，其中的时间跨越了抗战胜利。他们到达延安的第二天，就受到了毛泽东和朱德的接见。毛泽东对他们参加八路军和中国人民的抗战，感到由衷的高兴，林迈可则说，和八路军一起打日本是他的荣幸。

　　林迈可被任命为十八集团军通讯部无线电顾问。

　　这个无线电“发烧友”再次发挥了他的才能。他利用现有材料，将一台旧机器升级为600瓦功率的发报机，又设计了一个V形天线，制造了一台可与国外联系的发报机。1944年8月，延安开始向海外发射无线电信号，新德里和旧金山都能收到信号。延安的声音终于传播到西方世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也由此诞生。林迈可的训练班为中共军队培养出首批无线电人才。

　　当延安的通讯设备步入正轨后，林迈可被分配到新华社英语部做顾问。他的日常工作是处理中国编辑的中译英文稿。他不仅要纠正其中的语法错误，还要尽量把稿子改得让西方人易于阅读和接受。他反对文稿中的辱骂和夸饰，坚持使用平实的陈述。他的建议，并非所有人都能接受，也发生过很多争执。但在新华社出版的社史上，还是充分肯定了林迈可的功绩。

　　抗战胜利后，林迈可决定返回家乡英国。他的两个孩子先后在晋察冀和延安出生。他的父亲也垂垂老矣。临行前，毛泽东主席举行宴会欢送林迈可夫妇，并给予他们高度评价。

　　在去机场的路上，林迈可对送行的周恩来说，他的重要任务就是：要让中国以外的世界知道华北敌后根据地，知道有一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以及边区政府的存在，知道共产党已控制了华北的大部分地区，并在和广大人民一道建设战后的中国。

　　2014年8月，林迈可的长子詹姆斯(左）与本文作者合影。

　　尾声

　　回到英国的林迈可夫妇，于两年后的1947年移居美国。林迈可获取了哈佛大学的教职。不久，澳洲国立大学聘请他担任国际关系高级研究员，他率全家前往堪培拉。1960年，林迈可回到美国，担任美利坚大学远东研究系教授。

　　1986年，林迈可访问北京大学，他发表了精彩的演说，其中的一段话发人深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敌后进行了抗日游击战争，但海外世界只有很少人知道这个事实。很多海外华人都会问我和我妻子同样的问题：中共在抗战中真的抵抗过日本侵略军吗？中共是否切实参加了抗战？台湾学生听到的是中共在抗战时期‘按兵不动，坐享扩大军队和地盘，进而准备控制全中国’。然而，八路军抗战的事情，我们是百分之百地有权证实的，我是以外国非共产党员身份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工作的少数人之一。我目睹了他们与强大的侵略者斗争的情景，我用我的笔和相机把这一切都记录在案。”

　　2014年8月20日，首都各界人士召开了国际主义战士林迈可的纪念会。彼时，林迈可、李效黎已先后谢世。他们的儿子詹姆斯和孙女苏珊从海外飞来，向与会者回顾了父母在中国的抗战岁月。

　　笔者在前门的一家咖啡馆访问了詹姆斯·林。他透露了母亲的晚年生活：“父亲逝世两周后，母亲急匆匆地跑到纽约唐人街买了个中国炒锅，放在旅行箱里飞往中国。她确实太想念中国了，所以决定在父亲百年之后定居北京。当年晋察冀和延安的将军们都成了中国政府的领导人，他们热烈欢迎抗战时期的老朋友……她的新家就在方庄小区。”

　　2019年，李效黎家乡山西离石建立了“林迈可李效黎纪念馆”，林迈可夫妇对抗战的贡献一直为中国人民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