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80多年前的抗日烽火中，来自不同国家的国际友人来到延安等地，他们用手中的笔和相机记录下中国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勇事迹，把自己的所见所闻传播到世界，让世界人民看到了中国必胜的信念。
总台环球资讯记者就此采访了陕西省中共党史学会执行会长、西安邮电大学党史与红色文化研究院院长袁武振教授。
袁武振教授
抗日战争时期，在陕北活动最频繁、影响最大的国际友人群体是外国新闻记者和作家，中国人民非常熟悉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就是其中一位。在斯诺和毛泽东的谈话中，许多问题都是毛泽东第一次阐述或提出的。
埃德加•斯诺 资料图
袁武振：从1936年7月到10月，斯诺在包括保安在内的陕甘革命根据地进行了为期4个月的访问，对中共领袖与红军指战员进行了广泛的采访。毛泽东通过斯诺向全中国、向世界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诚意，传达了他关于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预言，批驳了国内外反动派对中共和苏区以及红军的种种诬蔑。
斯诺于1937年10月在英国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随后被翻译成十多种语言，在全球掀起了红色旋风。由于当时中国所处的环境，中译本用了《西行漫记》这一书名。
袁武振：1938年4月，《西行漫记》出版，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吸引了许多热血青年奔赴延安参加革命，也吸引了白求恩、柯棣华、路易•艾黎等一大批国际上爱好和平的反法西斯战士来到中国。白求恩曾经说过，“假如你问我为什么来到中国，就请你认真地去读一读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
1939年9月，斯诺在陕北采访毛泽东。（资料图）
1939年9月，斯诺再次访问陕北。在与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精辟地分析了欧洲战争爆发后的国际形势和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的中国战场及政治格局，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现阶段的内外政策，论证了中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道路和抗战必胜的前途。
袁武振：毛泽东的这些谈话，由斯诺写成多篇报道，在中国各地迅速传播，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念，还传播到友好国家和友好人士那里，甚至影响了美国总统罗斯福，对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建立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先后两次访问陕西，并在英国出版了反映西安事变的著作《中国的第一幕——西安事变秘闻》。
贝特兰著《中国的第一幕——西安事变秘闻》（左）和《华北前线》（右）资料图
袁武振：西安事变爆发后，贝特兰代表斯诺以伦敦《每日先驱报》记者的身份，在西安进行了异常紧张的44天采访，于1937年出版了《中国的第一幕——西安事变秘闻》，客观公正地揭示了西安事变的真实过程及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成为唯一一本外国人报道西安事变的专著。
1937年10月，贝特兰再次来到陕西，到延安采访毛泽东。后来，这次采访以《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为题正式收入《毛泽东选集》。
袁武振：1939年，贝特兰在英美出版了《华北前线》一书，记录了他在延安和山西抗日前线对八路军的采访。他在书中得出这样的结论：“世界上任何军队，如要对抗苏醒中的中国的全部力量，必遭失败。”
毛泽东等接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 资料图
1944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和美军观察组先后访问延安，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国际社会面前的一次集中展示和亮相，中国共产党由此取得了在新闻战线“封锁与反封锁”的重大胜利。
袁武振：爱泼斯坦当时在延安说，中外记者团是“全世界人民的眼睛”，他们的来访“把一座被闭了很久的门，打开了一个缝隙，使光线射进来。这个缝隙虽然很小，但是再要强制地把这座门关得像从前那样紧密，恐怕已是不可能了”。
毛泽东等和美军观察组在延安 资料图
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在延安和晋绥抗日根据地采访了近5个月，写下了许多介绍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文章和书籍。如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的《红色中国的报道》、英国记者冈瑟•斯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美国记者莫里斯•武道的《我从陕北回来》、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的《中国未完成的革命》等等，都如实介绍了他们的所见所闻。
身穿八路军军装的爱泼斯坦 资料图
袁武振：福尔曼说：“八路军的正规军也许算不得是我在中国看见的装备最好的军队，但他们无疑是训练最好、最有纪律的军队。”斯坦因在书中写道：“我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它与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国迥然相异。”爱泼斯坦说，一到延安他就“看到了中国的未来”，从而坚信“反动派不能统治中国，新中国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诞生”。
中国人民始终没有忘记这些国际友人为中国抗战作出的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际友人的亲属、后代也曾到中国访问，亲身感受到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袁武振：1978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妻子海伦•斯诺重返陕西，参观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并寻访延安和保安等地。此后，海伦•斯诺的侄女谢莉尔•毕绍夫等人多次回访延安。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采编丨孙伶俐
主持丨葛鹏
制作丨杨晓蕾
签审丨安然
监制丨刘轶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