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江交汇处，一湖居中央。

　　宁波，是一个与水分不开的城市：城中水网密布，又有着漫长的海岸线。在这座典型的江南水乡兼海港城市里，古与今，动与静，内秀与外放，淡然与进取，这些似乎是完全相反的气质，却如水一般毫无违和感地融合在了一起，一脉相承的气韵也从新石器时代的河姆渡文明到内秀的“人文月湖”，再到外放的“海上丝绸之路”，一直绵延至今……

　　01 水，孕育了宁波的文明曙光

　　作为一个自然条件上来说“山海俱全”的城市，宁波的平原占总陆地面积的40%、山地和丘陵加起来占50%、余下的10%则是盆地和台地，比起浙江其他“兄弟姐妹们”的“七山一水两分田”的“平均水平”，算是足够被老天“偏爱”了。

　　而这份“偏爱”的源头，依旧离不开水，这一切都要从远古大自然的“山海协作”讲起。

　　从远古时期起，宁波就是一片不稳定的山原滩涂，因为临近东海，海水常缓缓随着地球暖季爬上岸，袭向整个宁波平原，高峰时直逼四明山麓。直到8000多年前，侵袭到四明山麓的海水才渐渐消退，慢慢淤积成陆地。

　　7000年前，有一群先民来到了浙江北部，他们的外表具有现代中国人的某些特征，却更接近澳大利亚-尼格罗人种，他们是“河姆渡先民”。他们在今天余姚、宁波一带的姚江平原上生活了将近2000年，创造了长江下游史前文化的典型代表——河姆渡文化。

　　在这漫长的两千年时间里，他们逐渐完善了一种系统化的文明基础。而想要了解河姆渡文明，就要从吃穿住行开始——当第一缕阳光照耀到滨海宁波之时，河姆渡人就开始了他们忙碌的一天。

　　首先是吃。现代宁波人偏爱糯米，而这个习惯可以追溯到河姆渡时期的稻作文化。先民从远方迁徙而来，他们带来了水稻的种子。在当时宁波的浅水滩涂是非常适合种植水稻的，河姆渡人利用大面积湖沼低洼，培育、栽种水稻。甚至在1973年河姆渡遗址发掘中，人们还发现了大量的骨耜和水牛等骨骼。这也可以推测出，智慧的河姆渡人已经学会利用水牛等动物辅助作业，形成初具规模的水稻种植。

　　古人云：“榫卯万年牢。”榫卯，凸出为榫、凹入为卯，一榫一卯、一转一折，蕴含着天人合一、以制为衡的古人智慧。河姆渡人居住地大多为沼泽，在建造房屋时会选择干栏式房屋结构。他们利用“黑科技”榫卯技术，使木构件横竖咬合，接口部位严丝合缝，构成富有弹性的框架，方寸之间彰显力与美的结合，让建筑屹立千年不倒。宁波宋韵文化地标之一的保国寺也是采用了精确的榫卯技术。

　　宁波舟山港闻名世界，俯瞰国际港口城市的忙碌港区，仿佛能与七千年前的历史场景重合，航海基因在时空交错中薪火相传、生生不息。从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独木舟、柳叶桨，无一不说明河姆渡人成功掌握水上交通工具，甚至有说法认为河姆渡人是国内最早的“航海家”，他们或许也是依靠能够驾驶船只才能迁徙到宁波。从7000年前河姆渡的港口雏形到“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始发港，从宋朝年间宁波出访高丽国的神舟号系列海客船，到清末中国人拥有的第一艘蒸汽动力轮船宝顺轮的启航——可以说，宁波确实有“港通天下”的底气。

　　水流奔腾不息，生命代代相传。水孕育了河姆渡文化，河姆渡文化奠定了宁波历史文化的基石。作为人类的文明起源之一，探寻宁波大地上的河姆渡文化，方能窥探7000年厚重历史长河中，潜藏着相同基因密码的宁波文明背后的一丝“天机”。

　　02 水，滋生了宁波的灿烂文化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对于宁波来说，它的灿烂文化的发轫源于“水”与“宋韵”的奇妙相遇。

　　如果说，要在宁波寻一处“城市文脉”，有一联一定会被引用到——近水楼台先得月，一城名胜半归湖，答案也隐藏在句末，那便是月湖。月湖凿于唐，最初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旱涝与城中饮水，而到了宋代，随着它成为文人雅士的荟萃之地，这里的湖光山色便增添了文化的色彩。

　　如今月湖之上的柳汀是月湖最早形成的景观，北宋时期郡守钱公辅植花木、筑湖堤、建众乐亭，成为当时百姓游赏之地。面对如此美景，钱公辅题诗求和，得到王安石、司马光、邵亢等名人和诗，“风月逢知己，湖山得主人”的月湖通过诗词的“推广”，成为了诸多文人的向往之地。

　　月湖的吟诵文风也自此因水而兴。继钱公辅之后，官府又在月湖广筑亭台楼阁，遍植四时花树，形成十洲胜景。而十洲胜景之名也由诗而来：明州知州刘珵触景生情，遂成《咏西湖十洲诗》，一洲一诗，状物写景，无论是“谁知烟雨汀洲晚，闲舞东风拂画桥”的柳汀，还是“翠云摇曳波心起，清影扶疏月际来”的竹屿，亦或是“桂华冷射千寻碧，十顷湖光烂不收”的月岛，既是写湖，亦在咏志，汇入唐诗宋词的星辰大海，文传千古。

　　“内秀”的湖水滋生的不仅仅是雅致的风光，也奠定了宁波人低调务实但又勇于创新的精神基调。北宋名臣王安石、南宋宰相史浩、著名学者杨简等风流人物，在此或为官、或讲学、或著书、或隐居，月湖边一时人文鼎沸。尤其是王安石在任鄞县知县时，兴办县学，延请杨适、杜醇、楼郁、王致、王说五位大儒讲学，“庆历五先生”在月湖各创书院，推崇儒学，浙东学术自此萌芽；而到了南宋时期，史浩循着“王安石的脚步”，腾出皇帝赐予的松岛，力促“淳熙四君子”杨简、袁燮、舒璘、沈焕在月湖边传业授道，催生了“四明学派”。

　　月湖边自此书院林立，宁波也逐渐成为浙东学术重镇，出现了一大批在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历史人物：

　　黄宗羲，浙东史学“鼻祖”，有“中国思想启蒙之父”的美誉，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

　　万斯同，“浙东四大史家”之一，被梁启超称为“清代史学极盛于浙，鄞县万斯同最称首出”；

　　全祖望，浙东学派集大成者，胡适对他推崇备至“绝顶聪明的人有两个，一个是朱熹，另一个是全祖望。

　　文化的种子遇水而兴，浙东学者的读书和治学又促进了宁波藏书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而月湖西岸的天一阁便是其中集大成者。天一阁的名字也与水有关，《易传》有云“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水能制火，寄托着藏书楼平安顺遂的愿景。

　　水与书卷气的结合，使天一阁弥漫着种种与众不同的美：牌匾的大字苍劲、古雅端庄体现着气度之美；书橱的“温良恭俭让”“宫商角徵羽”排序体现着和谐的音律之美；亭台的重峦叠嶂、曲径通幽之景体现着建筑之美……

　　与园中的秀美水波一起荡漾开来的，是天一阁的“书香遍天下”。天一阁最初是由当时退隐的明朝兵部右侍郎范钦主持建造的私人藏书楼，直到清代黄宗羲登上天一阁，这才是外姓人首次登楼，之后天一阁便逐渐有选择性地对一些大学者开放。到了乾隆年间，天一阁不仅为《四库全书》的编修献出珍本600多部，它的样式、形制、材料还成为了庋藏《四库全书》的故宫文渊阁、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承德文津阁、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的藏书楼“模板”，而自此以后，许多私家藏书楼也纷纷效仿天一阁的形制来营造藏书之所，“天一遗型源长垂远”由此而来。

　　城中有湖，便是一个城市的灵动所在，宁波也是如此，灿烂的文化因水而生，临水而建，随水而兴，流淌千年，润物无声……

　　03 水，成就了宁波的东向大海

　　因湖水而生的灿烂文化只是宁波的一面，兼容并蓄的另一面，则是乘海水而兴。

　　在唐中期以前，中国的对外主通道是陆上丝绸之路，之后经济重心南移，海上丝绸之路逐渐成为中外贸易交流的主通道。作为大运河南端出海口，兼具河海联运、接轨内外贸易的黄金水道与优良港埠的宁波，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在开元盛世建立了明州港，船舶自此一路向东，可以到达日本列岛，向东北方向，可以到达朝鲜半岛，向南可远航到南洋、西洋等地区。

　　而到了宋代，政府对海外贸易的鼓励，指南针等航海技术的发明，使得宁波成为了独特的海洋商业城市与对外技术传播、文化交流的枢纽。外国的香料、金银等踏浪而来，在这里源源输入，而儒家文化、四大发明等中华文明精华乘着碧波，从这里持续输出。宁波至今留存着大量海丝遗址遗迹，波斯巷、来远亭……这些地名无一不是宁波“东向大海”的历史见证。

　　在月湖边，至今仍能看到一组飞檐翘角的中式建筑，在走入大厅后，入眼的却是鲜明的韩式风格，具有如此“内外不一”的文化冲击之地就是江南地区唯一一所高丽使馆旧址。这座“使馆”建于北宋政和七年，因当时的高丽几乎年年都遣岁使前来朝贡而建。它在菊花洲之上屹立千年，见证着中国的政治制度、文化制度以及服饰、音乐、绘画、科技等广泛地传播影响朝鲜半岛。

　　而在日本往来明州的贸易商船上，常常有仰慕中国佛法的日本僧人入宋学法，也有胸怀弘法大愿的中国僧人东渡传法，至今仍然矗立在太白山麓的天童寺则因往往是日本僧人的目的地与中国僧人的出发地，成为“海丝宁波”的另一位“见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