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改革开放以来，首都北京作为全国政治、文化、科技创新、国际交往中心，一直活跃着浙江人的创业以及工作生活的身影。“八八战略”迎来20周年之际，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北京分社、潮新闻京津冀新闻中心、浙江省驻京办、在京浙江人杂志社联合中国网共同策划了《繁茂的藤蔓——在京浙江人探访纪实》系列报道，旨在通过记者视角，探访“闯京城”的浙江人有着怎样的独特经历，捕捉他们目前关切，关注他们未来命运，从百姓视角呈现北京和浙江之间更多的故事；通过群像塑造，通过他们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为“地瓜经济”提能升级“一号开放工程”提供实践和思考。

　　立夏过了，北京五月的阳光已非常扎眼。

　　耀眼的阳光里，55岁的台州人谢仁德带着潮新闻记者来到丰台区丰海南街路口。他眯起眼看了看南中轴国际文化科技园的工地，用手指着街对面一幢20多米高的老楼说道：“那是当年的京温服装市场。那个时候，大红门一带围绕服装产业形成的市场有几十个。那个繁荣啊！”

京温服装市场旧址

　　北京南三环，凉水河依然平缓地流淌着。谢仁德带我们来的地方，曾是北京乃至华北最大服装批发交易中心之一的大红门服装商贸城所在地。现在，这里正“华丽转身”为未来科技产业园，以“文化 科技”整合新产业，撬动着北京南部地区加速蝶变发展。

建设中的南中轴国际文化科技园，大红门正“华丽转身”

　　几十万浙商，曾经奋斗在大红门

　　谢仁德现在是北京浙江企业商会常务副会长、北京台州企业商会会长，对于大红门，他再熟悉不过。1994年，大红门服装商贸城的前身——红门服装市场，就是由谢仁德和几个浙商一起创办的。

　　对于在这片土地上奉献了青春的他来说，这里有激情燃烧的岁月。谢仁德觉得，大红门一带服装市场曾经的繁荣，无法用言语来形容，“比熙熙攘攘还要厉害！”

　　这种感觉，潮新闻记者同样在胡涛那里得到了印证。职业经理人出身的胡涛，2017年前曾是京温服装市场总经理。她说：“那会儿，大红门每天人山人海。”

　　“怎么形容呢？”胡涛甚至给潮新闻记者打了个比方，“现在我们说‘堵车’，那时这儿就是‘堵人’！”

　　怎么个“堵”法？“就是人多、货多、车多，放眼望去，所见之处皆是货车、三轮车和打了包的货物。我们走路都得小心翼翼。”胡涛说，“不过这里的生意，那是真的好！”

　　京温服装市场创办于1992年。“我2000年来到‘京温’时，这里已经热闹得不得了了。”胡涛说。

胡涛

　　胡涛在京温服装市场待了17年。17年里，她目睹勤劳的浙江人在这里攒下人生第一桶金，而后转型升级创办企业。她曾经管理的京温服装市场一期、二期总建筑面积6.5万平方米，2500个摊位，90%是浙商。“浙商不会固守陈旧。随着业务发展，部分浙商把摊位盘给外省人承接经营，自己出去办厂扩大再生产。但这些外省的商人，始终做不过浙商。”她说，“浙商眼光超前，思路灵活。”

　　曾经，到底有多少浙商奋斗在北京大红门？2015年，北京浙江企业商会做过一个调研。调研数据显示，当年在北京注册登记、年营收在1亿元以下的浙江籍老板名下小微企业，约2万个。谢仁德参加了这个调研，他告诉潮新闻记者：“这些企业，相当部分是大红门一带浙商注册成立的。”

谢仁德

　　这个调研还显示，当年80多万在京浙商中，温州籍近50万人（其中乐清籍占了大头，有近30万人），台州籍约17万人。“在大红门从事服装生意的，以温州籍浙商和台州籍浙商为主。”谢仁德说，“坊间传闻‘几十万浙商在大红门’，并不为过。”

　　2017年，随着北京市第一次非首都功能疏解告一段落，大红门一带服装市场全部关停。

　　2023年春天，潮新闻记者行走在凉水河畔，曾经喧嚣的热闹景象早已难觅。但浙商在大红门曾经的奋斗史，依然在这片土地上流传。

凉水河畔

　　在大红门，浙商是这样做生意的

　　大红门，位于北京市丰台区永定门外木樨园桥南侧南苑乡。

　　历史上，大红门原指皇家苑囿南海子的正门。据史料记载，大红门建于明代永乐十二年（1414年）。当时扩建南海子时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各开有一个门，分别称东红门、西红门、南红门、北红门；其中，北红门为南苑的正门。清代乾隆年间，这里又增开了五个门；在北红门东边所建的一个门称“小红门”，因此原来的北红门也被大家称为“北大红门”，后来习惯称“大红门”。

　　近20年，大红门地区成为由浙江人为主的外来人口聚集地方，一度被称为北京“浙江村”。

　　1985年春节前，17岁的谢仁德从浙江玉环老家来到北京。因为很多温州籍、台州籍老乡就住在木樨园大红门一带，他也跟着住进了这里。

俯瞰“浙江村”

　　至今回想起来，谢仁德依然觉得那样的日子快乐而有奔头。“就是老北京的胡同里，都是平房，一间一间的，住满了租在这里的浙江人。居住条件并不好，一到下雨天简直无从下脚，但大家觉得日子充满了希望，并不觉得苦。”

　　那会儿正是“引厂进店”的好时机，北京的东安市场、隆福寺大厦、西单百货大楼等地，敞开怀抱欢迎大家进去“包柜台”经营。谢仁德他们，就是带着玉环老家服装厂的产品，来到北京“包柜台”。因为是直接从厂里生产出来后就进到销售前端，中间省去了经销环节，所以利润相当可观。

　　勇于挑战的浙江人就在其间发现了商机。“有些会裁剪的、缝纫手艺好的，就在出租房里摆起了两三个、三五个机头，搞起了家庭服装作坊。有的拿到京郊去卖，有的给厂里做贴牌。渐渐地，有北京市民打听到商场里的服装就出自‘浙江村’后找了过来，大家就在出租房里加工并销售。”谢仁德告诉潮新闻记者。

　　再后来，随着加工工艺越来越好，大家都认同了“浙江村”的产品。因为同样的服装，大商场和“浙江村”的价格相差不是一点点。但是出租房太小又接待不了那么多客户，大家就到路边摆摊去交易。“实际上连个摊位都算不上。找两棵树，拉根绳子，挂上衣架和衣服，就能做生意啦！”

“浙江村”里的作坊

　　慢慢地，服装市场雏形就开始形成了。

　　“这个市场的形成，完全是自发的。”谢仁德说，“其后大家看到果园村有片空地，就琢磨着要像绍兴柯桥轻纺城那样办个交易市场。”

　　这一琢磨不得了。1992年京温服装市场诞生，1994年红门服装市场开业，1997年京都轻纺城开张……有做面料的，有做辅料的，有做钮扣的，有做五金配件的，有做拉链的，大大小小几十个市场，包罗了服装生产的所有工序和工艺。

　　“除了服装设计和研发，当时‘浙江村’不具备这样的能力。”谢仁德说，“其余服装生产、销售要素，我们都有了。”

“浙江村”内的市场

　　那时候的浙江人，为什么能在大红门做得那么红火？

　　在谢仁德看来，这其实就是一个全产业链的雏形。“大家各司其职，发挥所长，负责的是服装产业的每一个环节。”他解释说，“实际上就是把整个产业链给拆分了，化整为零，各自加工完成后，再拿到市场来进行交易，又化零为整。市场规模就这样起来了！”

　　也是在丰台区大红门服装批发交易市场的影响下，西城区动物园批发市场、朝阳区雅宝路服装批发市场相继建立，形成三足鼎立局面。

　　比别人早迈出一步，敢为人先

　　“作为职业经理人，我是从另一个视角来观察大红门的浙商。”胡涛说。

　　在她看来，在京浙商除了吃苦耐劳，其独特的地方或是明显的优势还在于：视野开阔、眼光超前、积极进取、团结协作。“浙商大多很早出来经商，其家族或者亲戚又遍布世界各地，他们所具备的往往就是世界眼光，做生意总能比别人早迈出一步，抢到一些先发优势。”胡涛这么认为。

　　浙江乐清人卢坚胜，是谢仁德的合作伙伴。

卢坚胜

　　1995年，24岁的卢坚胜跟着朋友离家北上，与“做市场”结下不解之缘。1996年，卢坚胜与大红门街道合作，办起“服装早市”；1997年，由他担任董事长的京都轻纺城开业；其后，他又办起纺织品市场。

　　就是在大红门，台州人谢仁德与温州人卢坚胜相遇了。相同的理念，让他俩很快走到一起，一路合作至今。

　　2009年11月，北京启动《促进城市南部地区加快发展行动计划》（简称“南城行动计划”），计划三年内投资2900亿元，用于城南的产业调整、民生改善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并定位于高端产业。

　　看到“南城行动计划”的那一刻，谢仁德和卢坚胜都敏感地认识到：大红门原有的服装加工业将面临搬迁和改造。

　　一直以来，大红门地区服装市场走的都是这样一种模式：租来村集体的土地，建好市场招租，然后开业经营。“市场管理方、经营户和村集体，看似大家都赚钱了，但很多手续都是不完备的。在没有法律保障的前提下，作坊式的服装业，等于一直在没有地基的空间里行走。”同时认识到这个问题的谢仁德、卢坚胜，还联合了后来成为中通快递管理层的王吉雷，开始为大红门浙商寻求出路。

　　他们一致认为，已经发展壮大了的大红门浙商，需要一个适合长期发展又属于自己的地方。

　　“浙江村”里最早的批发市场。门口一排排小车，是用来把作坊里生产的服装运往市场的。

　　2009年底，在浙江省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和北京浙江企业商会的支持下，他们考察调研了环首都十三县中可承载服装产业的所有地方，最终敲定了河北省永清县。

　　永清地处京津冀经济圈核心、北京产业转移带上，毗邻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京台高速贯穿全境。独特的区位和交通优势，使其成为大红门浙商搬迁的首选之地。

　　“永清到北京天安门广场，直线距离60公里。地理位置得天独厚。”采访时，谢仁德一再告诉潮新闻记者。

　　他们注册了“浙商新城”和“浙商服装新城”两个主体。2010年春节前，与永清县相关部门达成协议，合作建设规模达2万亩的永清“浙商新城”项目，其中5000亩用于建设“浙商服装新城”。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永远比想象要来得更骨感。

　　从北京大红门到河北省廊坊市永清县，这些敢为人先的浙商有着怎样的际遇？又是如何韧性生长的？下一站，我们将探访永清县“浙商新城”的浙商们。（沈爱群 侴雪妍 乔韵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