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顶梁柱”和“压舱石”。今年就是很好的例子：国企率先复工复产，有的还临时转产，开足马力为疫情防控提供急需物资。在国企主动让利帮扶带动下，大量民营中小企业得以度过难关，产业链供应链保持稳定，中国经济率先强劲复苏，为世界经济做出巨大贡献。

　　西方一部分人对中国国企仍抱有成见，以自己的尺子衡量中国国企，这是对中国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的歧视，至少是对中国缺乏足够了解。

　　这与提倡小政府和私有化的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有关。全盘私有化并不必然增加市场效率，甚至反而加剧市场失灵，一些拉美国家就曾吞下盲目私有化的苦果。

　　几十年来，私有化浪潮和国有化浪潮在欧洲交替出现，至今欧洲仍有为数不少的国有企业。比利时Proximus和瑞士Swisscom两家电信运营商都是国家控股，德国铁路和比利时比弗斯银行都是国有独资。在法国，国企对国民经济影响很大，占到国民经济的近30%，空客、雷诺汽车，阿海珐集团等都是国有企业。即使在美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7年发布的《国有企业规模和行业分布报告》显示，2015年美国有16家联邦层面的国有企业，雇员人数53万。

　　由于偏见或者缺乏了解，一部分人刻意炒作中国国企“大规模接受补贴”，造成市场竞争扭曲。

　　补贴是各国政府应对市场失灵、纠正发展不平衡的常用政策工具，欧美等发达国家一直是补贴政策的主要使用者。世贸组织（WTO）将补贴分为三类：（1）出口补贴和进口替代补贴等禁止性补贴、（2）其他成员可以自身利益受到侵害为由诉诸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可诉补贴和（3）不会引起贸易不公平的不可诉补贴。中国已经取消禁止性补贴，补贴以不可诉补贴为主，以可诉补贴为辅，补贴目的是鼓励环境保护和节约能源，支持技术研究、开发和创新，促进企业结构调整。比如，为支持企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中国政府安排专项奖补资金，重点用于过剩产能淘汰过程中的人员分流安置和技能培训，这就属于不可诉补贴。中国还如约定期向世贸组织通报与补贴相关的法律法规修订、调整和实施情况，通报已接近世贸组织发达成员水平。无论是补贴水平、补贴方式还是透明度，中国都符合世贸组织规则，没有超出世贸组织许可范围。世贸组织一系列裁决都证明，中国没有造成市场扭曲和不公平竞争。世贸组织前总干事拉米称赞“中国非常好地履行了入世承诺”。

　　国有企业还是近期一系列自贸谈判的关键领域之一。《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欧盟-加拿大《综合性经济贸易协定》（CETA）和《欧盟-越南贸易协定》（EVFTA）等都将国有企业独立成章。有舆论认为，这或许是在贸易领域围堵中国之举。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不久前，中国政府释放出信号：积极考虑加入TPP的继承者——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这说明，中国政府并不把国有企业视作谈判的障碍。这是因为，加快国企改革本就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入CPTPP等自贸协定符合中国改革方向，谈判过程中来自外部的压力可以转化为深化改革的动力。越南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于中国，新加坡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世界名列前茅，二者都是CPTPP成员，国有企业在两国国内生产总值中都占很大比重。中国国企与CPTPP等协定不相容的看法过于悲观，国际市场上已经涌现出一大批公平参与竞争的优秀中国国企，而随着国企改革不断深化推进，这样的企业还会越来越多。（热点观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