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察哈尔和平对话：讲述别人听得懂的中国“和主义”

　　国际在线报道（记者 赵春晓）：近期，察哈尔学会联合张家口市委宣传部主办的“察哈尔圆桌暨察哈尔和平对话2016”在河北省张家口市蔚县召开。

　　面对崛起的中国，一部分国家看作是发展机遇，积极与中国友好合作；也有一些国家产生疑虑、担忧，甚至企图阻遏中国发展。如何消除误会，取得政治互信，“和主义”成了选项之一。

　　什么是“和主义”？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譬如由“萨德”部署导致的中韩关系尴尬，该如何运用“和主义”来维护和平与安全？

　　8月20日下午，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察哈尔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贾庆国，察哈尔学会研究员、韩国东亚和平研究院院长金相淳等以“和主义与公共外交”为主题展开对话，共同探讨“和主义”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方面的作用，以及近期因“萨德”系统部署问题而产生变数的中韩关系。

　　察哈尔和平对话2016对话现场 赵春晓摄

　　讲述别人听得懂的客观、真实、全面的中国故事

　　“要落实和主义，特别是将和主义落实到公共外交上，首先要理解和主义的内涵，其次要思考如何从和主义角度处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最后要弄清楚如何在和主义的基础上开展公共外交。”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察哈尔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贾庆国最先发言。他认为，“和主义”是中国文化对处理各种关系的高度概括，实现“和”的条件是相互尊重，互不侵犯。囿于崛起的中国既具有发达国家的特点，又具有发展中国家的特点，故而要从“和”的角度处理对外关系，可以从几个方面着手：保有“和”的心态，要明白“和”是目的，“斗”不过是手段；拥有致力于“和”的决心；对外讲述真实的自己，讲述别人能够听得懂的客观、真实、全面的中国故事；对外虚心地讲述中国故事，不仅要讲成绩，还要讲不足，虚心接受他国意见和建议；学习他国先进理念和经验。

　　贾庆国最后强调，“和”是一个目的，即“协和万邦”，要实现“和”，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使自身变得强大，在道义上拥有号召力，“和”自然就实现了。

　　关于对外以别人听得懂，理解得了的话语来讲述中国的“和主义”，来自韩国的东亚和平研究院院长、察哈尔学会研究员金相淳表示认同，他从韩国的角度提出，当前中国对外关系中，有一些概念并没有讲述清楚，导致一些国家对中国存在误解。

　　“比如亚投行、一带一路，都是中国为世界提供了非常实用的公共产品。”金相淳建议，在中国对外交往中，能将此类能够体现“和主义”的公共产品针对每个不同国家做出不同的说明。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国，在给世界提供公共产品方面应该重新整合一下，针对外交、安全、经济的公共外交文化等各个方面做出不同的多领域说明，让各国都能参与进来，这样对于中国负责任大国的身份有很大帮助。

　　“和主义”应成中国为世界贡献公共产品的重要价值体系

　　清华大学副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赵可金对“和主义”进一步作出阐述：“和”，不仅仅是西方所理解的和平，按照中国传统理解，和还有四声的同音意义，相互呼应，相互和谐，一种有韵律的共同发声。而今年9月的G20峰会，中美能否在全球治理上达成新的合作是关键，而在这一点上应用“和主义”是可行的方法。

　　G20峰会作为全球治理的一次重要会议，如何彰显“和主义”的魅力以及取得相应的成果，成了与会专家学者共同关注的问题。

　　“这当中，和主义应该成为中国为世界贡献公共产品的重要价值体系。”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余万里梳理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外交和主义的发展：从邓小平说和平发展主题，一直到2002年开启的十六大战略机遇期，到2005年时候开始提出和平崛起，然后把和平崛起改为和平发展战略。

　　“这样就比较容易理解了，中国要以发展为主题，发展就要加入世界经济体系，发展就需要一定的环境。如此，在国际交往中的误会就少了许多，面对一些外交分歧，尽量搁置争议。”余万里表示，当下我们在发生变化，世界也在发生变化，不管怎么变化，“和主义”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智慧结晶，应该可以作为中国自身发展的一大理念，以及中国未来可能贡献给世界公共产品的重要价值体系。

　　“我们应该争取和平时间、和平空间，来建设我们自己。”察哈尔学会秘书长、中国驻法国斯特拉斯堡前总领事张国斌，以自己跟法国打交道的经验佐证，能跟法国进行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说明中国以“和主义”为核心的外交理念，并非讲述不好。

　　“和挺难的。”张国斌表示，这就是为什么察哈尔学会提出要搞和平对话，就是希望通过“和主义”，希望“和”能融入世界交往中，国际争端，能够以和平的方式解决。而中国，一直在坚持“和”的道路上向前走。

　　中美韩需要就“萨德”问题进行对话，但若谈不拢，中国必须采取相应措施

　　近期国际所关注的“萨德”问题，不仅考验着中韩关系，也同时对“和主义”提出了挑战。于是，在察哈尔和平对话现场，“萨德”问题成了绕不开的研讨话题。

　　身为韩国东亚和平研究院院长的金相淳，站在韩国的角度进行了解读。“韩国在安全上靠美国，而经济方面还是要跟中国合作，所以无论怎样变化，中韩之间友好发展，始终是主题。” 金相淳说，自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中韩建交，两国在经济领域展开合作并不断发展，从金大中到现在的朴谨惠，促成24年成功的合作案例。

　　“中韩是有五千多年悠久交流传统的邻邦”。金相淳说，“萨德”问题只是中韩关系中的一个小插曲，而朝鲜半岛无核化才是更关键的问题。在坚持无核化的原则下，部署“萨德”不管是美国的意图还是其他相关的问题，中韩需要沟通，既要在军事角度沟通，又要在政治层面沟通。

　　“中美韩三国之间需要就萨德问题进行对话，但如若谈不拢，中国必须采取相应措施。”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察哈尔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贾庆国针对“萨德”问题进行了回应，当中国“和主义”受到挑战时，必须有些措施来应对，比如部署相应的反导系统，从而明确告诉美韩问题的严重性。而在无核化问题上，中国应该坚持现有政策，不能因为“萨德”问题而短视。对于朝鲜核问题，他认为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逼朝鲜做什么，而是朝鲜逼我们不得不对它们进行制裁。对于朝鲜核问题，中国必须坚持原则，态度要鲜明。而对于“萨德”问题，中国的反制措施要适度、对称、有针对性，“萨德”问题和朝鲜核问题要分开处理。

　　在提问与回答环节，媒体记者就中美竞合关系、中日关系、朝鲜核问题以及“萨德”问题的未来走向等问题，向出席对话的专家学者进行了提问，专家们详细解答了关于这些问题自己的观点看法。

　　察哈尔学会成立于2009年10月，是一家专注于外交政策与国际关系的非官方、无党派、独立智库。此次“察哈尔和平对话2016”，是察哈尔学会第四次举办和平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