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为何“不经济”？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舆论热度绝不亚于文学奖。在没有“开奖”之前，舆论场和分析家们有多种预测。现在结果出来了——瑞典斯德哥尔摩当地时间10日上午，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哈佛大学的奥利弗-哈特(Oliverhart)、麻省理工学院的本格特-霍斯特罗姆(BengtHolmstrm)荣获该奖项，获奖理由为对契约理论的贡献。

　　又是来自美国的经济学家获奖。这显示了一个有趣的事实，作为最“年轻”的奖项，这个奖项具有明显的倾向性。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经济学家，更容易获得这个奖。原因有二：一是市场经济肇始于西方社会，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都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二是美国是市场经济国家的翘楚，不仅因为其建构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唯一的超级大国实力，也吸引了吸引了全球顶尖的经济学学者。

　　其实诺贝尔经济学“不经济”。评审委员会的评奖标准，似乎并不看重能够解决多少现实问题，在于强调经济学研究的系统性、多元性，更看重经济学家对市场规律——哪怕是某一环节的规律性探究。

　　从过去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看，虽然全球经济处于危机周期，而且西方国家主导的经济秩序在动摇。但是评审委员会没有关切可以给全球经济提供药方的经济学理论。事实上，世界也不存在拯救全球经济的经济学灵丹妙方。

　　经济学家不是政治家，解决市场和经济问题不是他们的责任。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只是一个学术机构，也不是为全球经济遴选拯救者。为全球经济开药方，是全球经济治理机构和多边协商机构，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二十国集团，也包括各国政府。诺贝尔评审委员会，评奖的标准更侧重经济学理论，当然是和市场有着密切逻辑关系的经济学理论。获奖的经济学家，可以丰富经济学理论的大厦，而不是用来解决现实难题。

　　以今年获奖的两位经济学家而论，他们的贡献在于契约理论。市场经济首先是契约经济，然后才是法治经济。契约是市场经济的灵魂，法治是契约的保障。遵守契约是常识，但是在利益主导下，契约关系往往会异化。今年获奖的两位经济学家，在契约这个常识性的命题上，有各自深入的研究，其深奥的模型探究，也非本文讨论的对象。有一点是肯定的，无论全球市场如何复杂多边，要维系常态的市场运行，都须遵守契约常识。

　　非要探究两位获奖学者的现实意义，要从后危机时代的市场生态谈起。全球市场陷入了各自为政的紊乱状态。引领全球经济方向的西方主要经济体出现了反全球化的倾向，贸易和投资领域保护主义盛行。其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秩序，以及设立的全球性规则，或成为利己主义的保护伞，或索性弃之不用。全球化的契约原则，变成了空洞的口号和概念。在全球经济仍充满不确定性，全球市场荣损与共的情势下，世界各国尤其是主要经济体，遵守全球秩序的相关规则，恪守契约精神，是确保全球经济走出危机阴霾的关键。

　　小到市场主体，大到国家经济体，没有契约精神，就会乱象频生。这是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给全球发出的警告吗？

　　只是臆测而已。没有必要将全球市场的尴尬现实和诺贝尔经济学奖进行过分联想。否则，这将经济学奖功利化、实用化乃至庸俗化了。

　　如果非要以现实主义的立场来“开”诺贝尔经济学奖，中国的经济治理为全球市场提供了范例。作为新秩序的参与者，以及结构改革的实践者，“中国模式”也许不太符合经济学理论，但是很有效。按照诺贝尔奖的评定标准，中国的治理效率，并没有系统的经济学理论作为支撑。这也是林毅夫所谓他这一代经济学家无法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理由。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审标准，自有其逻辑和道理。但是这奖如果只是奖掖学界精英，或者每年让舆论场喧嚣一番。该奖只是对获奖者“经济”而和现实很隔膜，对市场“不经济”，这样的经济学奖也存瑕疵。

　　何况，经济学奖多授予西方人尤其是美国经济学家，说明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也很势利。这种势利其实也是西方惯性思维的折射。（张敬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