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者仁心 中国维和医疗队在南苏丹撒播爱与希望(高清组图)
巴切特曾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两次留学中国并取得妇产科博士学位,现担任瓦乌教学医院院长。虽然瓦乌教学医院与中国维和医疗队并无官方合作关系,但中国医护人员经常在工作之余对该医院医护人员展开培训,以提升当地医疗机构诊疗水平。摄影:张一夫
原标题:医者仁心 中国维和医疗队在南苏丹撒播爱与希望
国际在线消息(记者 张一夫):2006年,中国派出了赴苏丹瓦乌执行维和任务的第一支医疗队,并根据联合国驻南苏丹特派团,在当地建立了一家联合国框架下的二级医院,以保障当地联合国人员及难民的医疗需求。转眼间,医疗队已经迈入了奉献当地民众的第十个年头。那么,中国白衣天使在当地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当地民众又是怎样看待这群不远万里来到非洲工作的中国人的呢?
“要舒服的话我不会选择来瓦乌,因为我已经把家安在了澳大利亚,那边什么东西都有,但是我看到南苏丹需要人帮忙,我也从中国学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所以我现在来到这里。”
刚才这句字正腔圆的中文,出自土生土长的南苏丹人巴切特之口。这位被当地人称为巴院长的资深医生,现在是南苏丹瓦乌教学医院的院长。
1973年,巴切特有幸成为当时苏丹政府公派到中国的留学生。他曾先后两次在中国留学,在历经了14年的语言和专业学习后,巴切特最终在上海医科大学,即现在的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取得了妇产科博士的学位。不幸的是,由于连年战乱,学有一技之长的巴切特不得不背井离乡,一度前往澳洲谋生。但恋乡恋土的巴切特在天命之年重新做出选择,回到了故乡瓦乌——新生的南苏丹共和国的第二大城市。
“虽然我们医院与中国政府、机构或医疗队之间并没有正式的合作关系,但是自从首批中国维和医疗队2006年来到瓦乌,那会我还是瓦乌教学医院的一名志愿者。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和中国医疗队有了接触,建立起了联系。”
巴切特任院长的瓦乌教学医院,是南苏丹西加扎勒河州最大的一所医院,论规模应当和国内省立医院相当,但他告诉记者,医院几乎所有科室都缺少医生,不仅设备总体落后,一些设备甚至都无人懂得操作。第十四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医疗队来瓦乌不久,就派出医疗技术保障组的专家,为瓦乌教学医院修好了仅有的一台彩超机,为手头拮据的巴切特省去了一笔不菲的开销。
此外,医疗队政委赵圣先表示,在执行维和任务间隙,医疗队还对当地医疗机构进行了全面考察,做出了有针对性的帮扶安排,以期发挥人才、装备和技术优势,帮助瓦乌教学医院和其他医疗机构同行提高诊疗技术。
“一个是我们为他们提供人才支撑,利用工作之余,我们的专家到他们所在医院展开培训,或是他们选派医生和护士到我们二级医院进行为期一周或半个月甚至是一个月的学习,通过手把手教,来提高他们的技术水平;第二,他们的设备可能损坏了,当地技术水平又达不到,没人修理从而导致设备浪费,我们来了以后派出技师给予维修,使他们的设备能够正常运转;第三,如果遇到有危重病号需要我们会诊的话,我们通过电话和现场联系相结合,帮助他们确定病因参与医疗救治。医疗是无国界的。”
赵圣先提到的二级医院,全称是联合国驻南苏丹特派团瓦乌基地中国维和二级医院,是联合国驻南苏丹特派团西战区的最高医疗机构。根据联合国相关规定,二级医院的药品、耗材等物资均为自我保障,药品种类及配备数量须在轮换时一次性带足——对于前往南苏丹执行维和医疗任务的维和医疗部队而言,防虐抗疟药品,毫无疑问是必备的,其中主要包括中国女药学家屠呦呦所发现的青蒿素。
前不久,一位来自东南亚某国的维和警察脑型疟疾发作——脑型疟疾是一种常见而且严重的中枢神经系统感染,在很多非洲国家,脑型疟疾是导致死亡和神经系统疾病的重要原因——鉴于病情危重,二级医院组织力量前接这名重度疟疾患者,并展开急救。维和医疗队队长张中华回忆说:“(患者当时)出现一系列并发症,由于长期发高烧、出汗,出现虚脱,伴随有休克的症状,当时血压收缩压60多,舒张压40多。这个病人来了以后,我们迅速(为他)补充体液,补充血容量,使其血压迅速恢复了正常,然后针对他的疟疾症状,对症进行了治疗。(由于)疟疾损害最大是肾脏和肝脏,接诊几天(患者)一直没有尿液,我们补充很多纳等离子。”
在持续若干天的治疗后,患者生命体征趋于平稳,具备转诊条件,遂被转往乌干达的联合国三级医院接受透析。经过医护人员的层层接力,这名患者最终化险为夷,逐渐康复。
当然,并不是每一次出诊都来得如此惊心动魄和沉重。在为难民营里的孕妇进行围产期检查时,医护人员总能聆听到生的喜悦,而新生命的诞生,也能为难民营里的男女老幼们带去欢乐,让他们暂时扫去内心的苦闷。生活在难民营里的史蒂芬告诉记者:“在2014年4月27日,我来到了这座难民营,一眨眼两年快过去了。在这儿,我们得到了中国人的帮助——在难民营一度出现过妇女生育的高峰,不少孩子都是在中国维和医疗队的医院出生的。我来这以后,已经有两批中国维和医疗队轮换回国了,现在我们又结识了第三批中国来的医生们,他们的确帮了我们的大忙,不论什么时候打电话过去,他们总有回应,对此,难民营里的人们都十分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