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岁的包景岭代表：从不妥协的 “追霾斗士”

　　跟各种各样的环境污染“斗”了大半辈子，63岁的环保专家包景岭如今被问得最多的问题是——“您说买什么牌子的空气净化器好？”

　　在这个再小不过的问题里，包景岭看到了老百姓对环境问题的巨大关注。倒退回几年前，他甚至因为参与了机动车限号政策的制定，“耳边总能听见各种骂声”。而如今，骂的人少了，习惯公交出行的人多了。

　　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人民政府参事包景岭是京津冀大气污染专项环保部专家小组成员，京津冀环境应急专家会商组组长。每当雾霾重污染天气即将来袭，到底该不该发布红色预警，必须要他首先签字，然后上报市政府。

　　当了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两届全国人大代表，包景岭履职的十五年时间里，一直通过推动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的立法，向各种环境污染问题宣战。他先后参与并提出的提案、建议和议案达上百件，其中很多已经写进了相关法律法规中，成为推动环保工作的“利器”。他特别关注大气污染的预防和治理，也被认为是两会代表中的“追霾斗士”。

　　京津冀治霾关键在于“去产能”

　　跟雾霾打了多年交道，包景岭再熟悉不过这个老对手了。“总有人问我，现在的雾霾预警到底准不准。”包景岭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截至目前，从他手里签字后发出的雾霾预警没有出过一次错，“我们每次讨论的已经是’到底雾霾是8点来还是9点来’这样的问题”。他说，一般来说，误差在1小时以内。

　　他甚至练就了目测空气质量的本事。有人曾经测试过，他目测空气中PM2.5含量的结果与实际数值相差仅有10个单位。包景岭解释说，“当然不是看一眼就猜到，还要结合当天的风速、空气湿度等数值”。

　　他一直在做的，就是把这个老对手一点点赶走。在连续给《大气污染防治法》的制定提出各种建议后，今年，包景岭又提交了《关于全面强化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几点建议》，还与其他代表联名提交了关于制定《京津冀区域生态补偿法》、《京津冀区域大气污染防治特别应对法》的议案。

　　经过多年追踪研究，包景岭清楚，工业排放是京津冀地区的第一大污染排放源，是控制污染排放的重中之重，“去产能，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手段”。包景岭同时提出了一条解决路径——京津冀三地应“刚柔并济”，让去产能更加精细化。

　　他建议，应采取“去产能、去产量、去产时”相结合的手段。一方面，完成刚性去产能任务，即保质保量完成去产能约束性指标；一方面，提前开展柔性去产能，在规划期前期将未来拟安排的“去产能”任务进行分解与延伸，同时加大工业企业冬季错峰生产力度，将原来的每年12个月生产期改为9～10个月。企业可使其在冬季气象条件不利于污染物扩散的时段，加大压缩产量力度，一些污染相对较重的企业可将此时段安排为技术改造、设备停工检修和企业职工带薪休假时段，缓解冬季环境压力。

　　建立清单化制度，明确“去产能、去产量、去产时”工作方案，精细化、规范化、动态化落实去产能任务；监管部门明确监管清单，明确“三去”企业名录、去产能时限和完成情况；企业明确自身“三去”任务清单。在2017年第一季度开展深入细致调查研究与统计分析，第二季度明确去产能企业清单，第三、四季度逐一落实。

　　三五年后能看到治霾成效

　　追霾这些年，包景岭没少“较真儿”，从不妥协。

　　他曾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和环保专家，参与《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的征求意见过程。他当时建议”农业污染防治、海洋大气污染控制区、大气污染按日处罚”等内容加入《大气污染防治法》。

　　“当时农业部就不理解了，你说水和土壤污染跟我们有关，大气污染跟农业有什么关系。”包景岭为此做了不少解释，他找出自己做的大气污染数据分析研究提供给相关部门，用数据证明，秸秆焚烧和农村散煤燃烧对大气造成的污染不容忽视。

　　农业部有人找到他说， “包代表，您看这样行不行，这个事我们肯定做，但能不能别写进《大气污染防治法》？”

　　“这就是立法的意义，把这些写进法律，明晰各自责任，才能保证落实。”包景岭不客气地说，如果仅是某个领导承诺要做，可将来换了其他领导，还能继续做吗？

　　最终，他提出的“按日累积处罚”和“农业污染防治”等几条建议被列入《环保法》和《大气污染防治法》。

　　他坚持在《大气污染防治法》里加入“建设海洋大气污染控制区”，因为在调研中他发现，渤海湾船舶燃料有高污染，不仅影响近海海水质量，同时对沿海的空气质量也有很大影响。

　　在包景岭的一再坚持下，经过多次讨论，这条建议也被采纳。如今进入我国每个港口的国内船舶，都要换上清洁燃料，不能再使用过去高污染含硫量高的燃料。

　　3月8日，本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第一部税收法律——《环境保护税法》出炉，让包景岭非常高兴， “为这件事我做了好几年的工作，是我一直都想做成的事”。

　　他说，最大的变化在于把过去的“费”改成“税”，意义非常巨大，“变成税以后，这个钱国家一分也不拿走，把权力放到地方”。

　　他谈到自己在基层调研时遇到的一件事。有一个排污企业，长年排污、长年缴纳排污费，可包景岭不明白，“那个排污问题很容易就解决了，为什么企业宁愿交钱也不改呢？”后来他才明白，一些地方政府把收上来的排污费当作政府环保经费，“那么排污企业治理好了，就没人交费了，干脆不治理，还可以收费”。

　　他认为“费”改“税”的改革非常成功，对于充分发挥税收在控制和减少污染物排放、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方面的积极作用，具有重要意义。他建议以后各个地方根据治理的情况，改进收费方式。

　　这场与雾霾斗争的蓝天保卫战什么时候能胜利？包景岭用笔在纸上一点点算着每降低几个百分点大致需要的时间，他认为，这5年来，通过了许多环保法案，效率比以前大大提高，“随着立法的完善，三到五年后，老百姓一定能看出效果”。

　　本报北京3月1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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