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一国两制"优势让香港营商环境越来越好

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冠深

　　国际在线报道（记者 丁一鸣 刘志敏）：值香港回归祖国二十周年之际，记者专访了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冠深博士。在专访中，蔡冠深博士谈经济、谈发展、谈教育，以工商界领袖的视角，为我们勾勒了香港回归祖国二十年来的发展成果，以及未来应走的道路。

　　记者：蔡博士，您好。当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的时候，当时您在哪里？能不能回顾一下当时的心情和感受？

　　蔡冠深：当时我在香港，也在交接仪式的会场里面。当天，我的心情非常激动。我在傍晚就已经坐在那里了，一直等到凌晨开始交接仪式。当我们国家的国旗升起来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心情真的非常激动：终于回归祖国了！

　　记者：您长期担任中总会长。在您看来，回归二十年来，香港的营商环境演变如何？

　　蔡冠深：我看香港的营商环境其实是越来越好。回归之前，不是有外国杂志说“香港已死”吗？人们担心回归之后的香港究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回归之后，我们感觉，香港的经济环境和营商环境，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更好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香港变成了“一国”底下的“两制”。

　　我们香港是国家的一部分，就像是北京和上海；同时香港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过，就又是伦敦、纽约。我们可以说，两头的优点，香港都拿到了。因为我们背靠祖国，所以我们和内地的关系十分密切，香港从改革开放那天到今天，还是内地最大的投资来源地。现在国家有钱了，资金“走出去”也是透过香港这个平台走出去。可以说，香港是“引进来”、“走出去”双向的平台，所以这个对香港是非常的有利。

　　前几年，香港要跟内地携手，把珠三角一带办成世界工厂，大家都知道我们有很多企业在那里，聘用了成千上万的工人，出口的也很多都是港企的产品。到了今天，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企业跑到香港来融资上市——我们看到过去这两年，香港IPO融资都是第一位。在香港上市之后，通过香港这个平台再投资到外面，聘用香港服务业的专业人士，这个都是双向、双赢的。所以我觉得，香港的营商环境比回归之前好多了，空间大多了。

　　记者：20年来，内地资本对于香港的贡献在哪里？

　　蔡冠深：内地资本的贡献是比较大的。内地资本除了传统的、比如华润等等在香港已经几十年历史的以外，新的内地资本，有国企、也有民企来香港投资，他们投的行业分布在零售业、饮食业、酒店业、房地产、金融等各领域，覆盖面非常广。最简单的数字就是：内地企业在香港整个股市里面，占了60%以上的股值，这是非常庞大的数字，所以在香港的影响非常大。

　　我们只有一点希望，就是希望内地企业到了香港，也应该以香港为家，能够爱国爱港，为香港社会多尽一点社会的责任。那么香港人就更容易接受他们。

　　记者：香港目前商业发展有什么样的挑战？未来应如何应对？ 

　　蔡冠深：香港面对的困难在于，香港是全世界地价最高的地方。如果地价、房价高，那么营运成本就高了；营运成本高了，大家工资收入就高。我们工资高、房价高，所以我们在这方面的竞争力不断下降。我们也面临劳工短缺的问题，很多工人当然不喜欢我们引进外来劳工，但当劳工短缺的时候，不够人，工资又上涨，我们该怎么发展呢？我们还面临一个老龄化的问题，年轻人挣钱挣得慢，怎么办？这都是我们面临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香港怎么找一个新的突破口呢？

　　第一，我们要保持和发挥香港国际关系、国际地位的优点。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刚好为香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无论是陆上经济带，还是海上丝绸之路，香港不是今天才开始，而在过去50年，都是在跟他们打交道的。

　　第二，香港要抓住和广东的合作。粤港合作是重中之重。刚才我提到前几年制造业的合作，现在不光是制造业，而是整个大湾区的合作。现在的广东已经不是30年前的广东了；现在的广东排在全国GDP的首位，它九大城市的发展非常厉害。所以香港要思考如何对接。从基础设施开始，包括铁路、高速公路、机场、港口、电讯服务等等硬实力以外，我们还需要支撑这个人流、物流、资金流的无缝对接，就是我们讲的“一小时生活圈”。如果这个能融在一起的话，那么粤港澳大湾区就能媲美美国的三藩市湾区、纽约湾区和（日本的）东京湾湾区。这个就是香港发展的未来。

　　第三，除了走出去、大湾区合作以外，我建议还要有创新驱动，就是高新科技。香港是一个国际城市，外面的那些创新科研机构还是喜欢香港这个地方，因为这里居住很好、市场开放、方方面面都比较自由嘛。最近，国家同意将河套区给香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我们可以利用河套区，把全球的——不光香港和内地——创科研发精英集中到这里，把创科搞好。我们背靠深圳，而深圳是一个科技产业链非常好的基地，那么我们有庞大的、13亿人口的中国市场，成功之后再回到香港的中环金融区融资上市，就是一条龙服务，可以说是“官产学研”一条龙服务。我们希望把深圳的产业带和香港连在一起，再到金融区，就是我们所谓的科技知识经济带。

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冠深（中）接受记者采访

　　记者：您长期支持国家的教育事业。在您看来，香港和内地的教育交流有什么样的契合点？ 

　　蔡冠深：内地教育传统上讲念书、很勤奋，创意略显一般；而香港的孩子创意挺好，个别不是那么勤奋。怎么能使两地教育文化得到交流和学习，我认为，香港同学应该到内地去多了解；内地学生也要来香港多了解，这个非常重要。香港学生到内地去研究一下，先不说国情教育，先了解什么是中国，中国历史和现状是怎么回事，多了解才能更有益于孩子的思想。而内地孩子来香港，本身念书很棒，再在这个非常自由开放的环境中，看看世界是怎么回事，开拓他们的思想，对他们的创意是有好处的。

　　记者：香港二十年来教育的进程应如何评价？未来应该往什么方向发展？

　　蔡冠深：在回归之后，香港教育方面重视“两制”多于重视“一国”，所以我们很遗憾。教育部门好像谈到通识教育、谈到中史课都比较敏感，我们感到很奇怪。我们的学校升自己国家国旗时都有保留，我们感觉很奇怪。到了最近，多谈国民教育就引起市民反弹，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说明了回归前后我们没有抓好教育，如果当年抓好——这是理所应当的，全世界、像美国、日本、英国都是这样，国民认可自己国家的国旗、国歌、进行国民教育，都是很基本的。我们感觉，“两制”多说了一点，多讲了“保持高度自治”、以前怎么样现在我们就怎么样，没强调“两制”也是“一国”底下的“两制”。所以，教育要认真总结经验。未来要明确一国两制的香港是国家宪法底下基本法的香港，把这个定位定清楚，很多事情就都好办了。

　　记者：在二十年中，您所亲身经历的最令您印象深刻的大事件是什么？

　　蔡冠深：那当然就是回归了，当时看到五星红旗升起来的时候真的很激动。另一个就是当年的金融风暴，冲击香港经济。金融风暴之后又有了SARS，对香港又是非常大的冲击，但也正因为此，才有了CEPA。不过在这些事件中，国家都给予了大力支持。到了后来，2008年金融海啸，香港有了经验，所以影响不太大。再之后，我们看到2013年“一带一路”建设开始推动，没想到很快又来了“占中”事件。“占中”是政治事件，虽然对经济冲击不是很大，但心理压力在政治方面引起不少后遗症。而在我们面临这些问题的同时，国家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后来就有了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离岸中心、沪港通、深港通，到了现在最高兴的是亚投行成立、香港是成员。所以经济上来讲，20年有起有伏，总的是向好的方向去走。政治方面，我们希望能团结方方面面的人，一起理解一国和两制、宪法底下的基本法，这样香港才能繁荣稳定、才能够团结在一起。

　　记者：谈到国家的支持，那么商界对国家支持香港政策有什么样的体会呢？

　　蔡冠深：国家对香港的支持，最实在的是CEPA。2003年SARS来了，香港好像没有出路，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是一个大问题。所以CEPA来的时候，给大家一个希望，一个曙光。CEPA来的时候给香港很多税务的优惠，数字来讲，对比香港整体经济条件，还是小数，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和国家一步一步实现经济自由化、贸易自由化，我们看见了这个前景，很多的企业都按照这个前景发展，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第二个实实在在的好处是自由行。自由行从CEPA开始，当香港的氛围因为SARS而不是很好的时候，谁都不来；有了自由行，我们的同胞一批一批来，买东西，买的很多，旅游业又好，零售业好，餐饮业好，产生了如此繁荣的景象。虽然对整体GDP贡献不是特别大，但整个经济因而繁荣起来。以上一个是出去到内地投资，一个是进来的消费，都是具体的例子。当然，后来因为来的人越来越多，出现文化差异的问题，那是另外一码事了，单就当时而言，（自由行）是非常好的情况。

　　记者：您认为二十年至今，如果为香港的综合发展画一个波状图的话，香港经历过哪些波峰、波谷，而如今它又在一个什么位置？ 

　　蔡冠深：香港经济的走向有一段时间是平的。我希望到现在777票当选的新特首，能带来新的景象。林郑月娥是有能力的，我认为她有心、有力、有担当。有人说她民望在选举时比较低，我不认同，我的看法是要看到过去几年她的民望都比较高，只不过做选举工程时肯定会有波动。最重要的，香港是经济城市，如果抓住我刚才讲的几方面，香港经济就能搞上去；只有经济搞上去，才能促进民生，因为经济好了，政府再分配财富，这样才能够团结大家，创造和谐社会。

　　记者：您提到香港是经济城市。现在香港有声音认为，香港正在面临“政治觉醒”，参与政治的人多起来了，这是不是会冲击香港作为经济城市的定位，还是说香港作为经济城市的历史将会走向终结？

　　蔡冠深：作为工商业领袖，我认为香港的定位一直是“经济城市”。我们看看回归之前，香港一直都是经济城市，政府是行政主导，人们不应该将时间都浪费在政治纷争之上。老百姓要的无非是丰衣足食、好的居住环境、优裕的生活条件，同时保持着香港一直都保有的社会自由度。只有经济持续增长，社会繁荣稳定，香港才有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