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P停摆后，全球化格局如何演变

漫画 张建辉

　　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几成定局，许多舆论都在评估这一事件的后续影响。对于一个致力于提高劳动力、知识产权等标准，同时明显带有地缘政治考量的多边架构协定来说，其主导者的退出，确实可能产生多方面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涉及全球化进程、区域经济和地缘政治三个方面，中国作为全球经济体系的主要参与方和自由贸易的倡导者，同样会感受到TPP停摆的影响。如何判断TPP停摆对全球经济体系的利与弊，能否透视TPP停摆背后全球思潮的变化，怎样应对TPP停摆后可能出现的种种变数，对于中国的自身利益、对外关系和全球经济都至关重要。

　　1TPP停摆不是对全球化的肯定

　　退出TPP是对多边架构投出的第一张不信任票，这种不信任投票还会在其他多边机构持续投下去。

　　由于TPP在自由贸易、投资、知识产权、劳工待遇等广泛领域力求统一规范，设定的标准也远比现行全球自由贸易规则严苛得多，因此外界一直有声音质疑，其目标是要取代现有自贸体系，让美国重新确立对全球贸易的主导权，进而从中获取战略和经济利益。从这个角度看，TPP停摆似乎是消除了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一个风险因素，从而巩固了现有的自由贸易规则和分工体系。但实际上，TPP停摆绝不是对全球化进程的肯定，而是反全球化进程浪潮高涨的一个重要标志。TPP只是因为明显的制度设计缺陷，才成为反全球化浪潮的首要针对目标。

　　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的发言人霍普·希克斯，曾给全球化下过一个详细的定义，其中最主要的一句话是，“一种对国际机构的忠诚度高于单一民族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意识形态”。对于反全球化者——无论立场是否坚定——TPP都有足够的理由被视作靶子。

　　一方面，TPP有明显的设计缺陷，即注重规则制定而非利益达成。自2008年美国加入TPP，特别是奥巴马政府接手推进TPP议程以来，TPP就被纳入美国“亚太再平衡”的总体方案中。奥巴马也曾公开表示，不能让中国等国主导全球贸易规则，而必须由美国主导，TPP就是美国重获贸易主导权的工具。为此，TPP热衷于搞圈子外交，搞规则制定，但如何实现利益共赢，缺乏明确草案。另一方面，TPP难以防范内部出现矛盾。早期P4组建TPP的初衷只是为了贸易和投资便利，越南加入则是为了消除其支柱产业纺织业的出口障碍，这与美国视TPP为工具不同，特别是对主张美元、就业、制造业回流的特朗普来说，TPP难以避免其制造业被冲垮的危险:TPP既封不住中国，又向日本制造、越南纺织品敞开了大门，美国制造业重振将更不可为。

　　可以说，TPP之所以停摆不是美国要重新回到现有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中做好学生，而是TPP自身的机制缺陷与反全球化的国内民粹思潮共同作用的结果。基于这种思潮的冲击，美国不仅对TPP、对其他多边贸易体系同样可能发起挑战。这一点，在特朗普公布的执政后六大首要任务中已表达得很明确:美国将倾向于通过双边谈判解决贸易问题，而不是诉诸多边机构。这意味着，从北美贸易协定到WTO，都可能受到美国挑战，从而对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产生另一种冲击。如果说美国推动TPP是用争夺贸易规则主导权的方式挑战全球自由贸易规则的话，那么退出TPP则是对多边架构投出的第一张不信任票，这种不信任投票还会在其他多边机构持续投下去。而后者比前者，是更彻底的与全球化告别的方式。对于这种越来越明显的趋势，必须有清醒的认知。

　　2区域经济联合趋势未被逆转

　　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并未因反全球化浪潮的兴起而中止，但面临的挑战将有所增加。

　　在一定程度上，美国退出TPP与英国退欧有类似的驱动力和内涵，即都显示了对于区域经济联合的某种否定。这种否定趋势，在正在进行的法国大选、在意大利等主要经济体，也多有显现。与传统发达国家出现的“锁国”趋势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区域经济联合态势发展迅猛。在美国宣布即将退出TPP后，不少经济体的目光开始转向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RCEP是由东盟10国发起，由包括中国在内的10士6国组成的区域经济联合体。RCEP的相关谈判仍在持续进行，这表明尽管在传统发达国家出现了一系列逆区域经济联合的浪潮，但在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仍在演变。此外，不同的双边、多边自由贸易协定、投资协定谈判仍方兴未艾。

　　这种态势表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并未因反全球化浪潮的兴起而中止，反全球化浪潮之所以引人注目，仅仅是因为发生在有传统“聚光灯”效应的国家。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TPP停摆的蝴蝶效应不会传导到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TPP停摆有可能产生两种效应。其一，是在美国不参与的区域经济架构中产生“虹吸效应”，使越来越多的经济体加入进来。事实上，原来主要精力放在TPP进程中的澳大利亚、新西兰、秘鲁等国，已经宣布将以积极的姿态投入RCEP的建设进程中。其二，是有美国参与的区域经济架构产生分离风险。其中的代表是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NAFTA是上世纪末全球最大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但在特朗普上台后，NAFTA势必会动摇。原因在于，NAFTA的创始驱动力，是应对日本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对北美市场的猛烈冲击，如今在特朗普和相当多的美国白人蓝领看来，最大威胁已非日本，而是NAFTA成员之一的墨西哥。按照特朗普以双边谈判代替多边经济架构的预定路线，未来美国与墨西哥重启谈判以取代NAFTA的市场开放承诺，将是大概率事件。

　　此外还要看到，由于美国是全球最大、最稳定的出口市场之一，因此美国否定或退出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任何举动，都可能削减区域一体化进程的潜在红利。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特别是过度依赖美国市场的经济体，在积极参加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进程的同时，或许不得不与美国展开相关双边谈判，以保证在美国的市场份额不致急剧萎缩。因此，区域经济联合趋势虽然未被逆转，但面临的挑战将有所增加。

　　3美国不会在地缘政治上收缩

　　美国安全关系网中的不确定性将有所增加，美国与其同盟国的安全合作范式可能遭遇一系列审视。

　　从表面上看，尽管美国退出TPP使其失去了一个保证所谓亚太再平衡的经济工具，但就此断定谁将是地缘政治格局调整后的赢家是不严肃的。这是因为，过去美国在推行所谓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过程中，在经济领域从来就没有获得什么真正的进展。退不退出TPP，都改变不了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主线看中国而非美国这一事实。

　　不过，由于奥巴马时代的TPP是其对外战略的组成部分之一，特朗普时代势必要对奥巴马时代的外交方式进行调整，这一调整也势必牵扯到美国深度参与其中的地缘政治格局中。

　　这种调整可能包括三个方面。其一，美国安全资源投放转向相对均衡化。近年来，以所谓亚太再平衡为名义，美国军事、安全资源主要投放于东亚地区，这也导致了共和党人对美国在中东北非地区失败的批评，从大选期间的表态看，民主党政府在中东北非的战略失误是其炮轰的重中之重。特朗普上台后，有可能将部分资源转向中东，以应对IS的威胁和伊朗的核不确定性。美国军事、安全资源投放转向相对均衡化，从而迫使其亚太再平衡战略进行调整。

　　其二，美国对外安全合作模式发生变化。按照竞选期间的说法，特朗普将向安全同盟国家收取“保护费”。尽管这些言词很可能无法兑现，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美国安全关系网中的不确定性将有所增加，美国与其同盟国的安全合作范式可能遭遇一系列审视。

　　其三，美国的军事投入不会因为政局更替而减少。特朗普曾明确表示，将进一步加大海军预算。这不仅是因为美国的军工联合体有强大的话语权，还因为军工联合体有强大的就业吸纳能力，有助于维护特朗普的基本盘。对军工业的青睐还预示了，美国有可能加强军备出口，这也符合特朗普让美元的制造业回流的执政目标。

　　综合来看，在特朗普时代，即使因为安全战略的调整出现一些所谓地缘政治的真空，也绝不意味着美国会在地缘政治上收缩防守。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个别国家已在为可能出现的战略真空着手准备。日本明确表示将进一步推动TPP进程就是证明，因为TPP同样是日本眼中的地缘政治工具，而且美国退出有利于日本在TPP中推行日式劳动力待遇、知识产权等标准，从而获得利益。此外，在美国安全战略调整时，以东海、南海争端、朝核问题等为借口，扩大军事能力，或许正是日本等待已久的时机。

　　4更加开放是中国最好的应对方式

　　如果形成了内部统一、环境公平透明的大市场，同时积极布局海外市场，庞大产能完全可能逐渐消化，并产生让中国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驱动力。

　　美国退出TPP后，如何预防美国采取更多的贸易保护主义立场，是刚刚结束的秘鲁APEC峰会的话题之一。习近平主席在APEC峰会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中国不会对世界关上大门，而是会把门敞开得更大。”这句话，点出了应对未来变局的关键。

　　把门敞开得更大，一方面要积极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中国是RECP的主要倡导者，并在其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同时，中国倡议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建设，以建立更广泛和更清晰的互惠共赢框架。无疑，共享发展才能应对全球经济一体化出现碎片化的风险。

　　另一方面，需要积极推动各种双边、多边谈判。目前，中国已经与全球22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14个自由贸易协定(FTA)，TPP的12个成员国中，有8个与中国签署了FTA。中国还加快了与美欧等主要市场的双边投资协定谈判(BIT)，中美将BIT谈判视为当下最重大的经济议题，中欧BIT谈判有可能在今年年底前取得突破性进展。在货物贸易已达到峰值、服务贸易仍是蓝海的情况下，通过BIT可以有效创造金融等服务贸易的市场空间;此外，中国通过推行“一带一路”战略，促成东南亚方向的RCEP，创造“共同发展”“命运共同体”平台等，为优化内陆经济发展空间、拓宽对外经济合作空间创造了新契机。

　　还要看到，把门敞开得更大，不仅是对外部市场而言，也是对内部市场提出的命题。优化内部经济环境，形成内生型经济增长圈，是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最可靠方式。如果形成了内部统一、环境公平透明的大市场，同时积极布局海外市场，庞大产能完全可能逐渐消化，并产生让中国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驱动力。可以说，对内打开大门，是成本更容易控制、预期效益更明确的方式。这意味着，持续不懈地深化改革、落实改革，以提高生产效能对冲不利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下拉影响，以清楚明晰的政商关系凝聚改革共识，中国就不仅不会成为外部环境变化的买单者，还会成为国际秩序的改进者，在全球化进程、区域经济和地缘政治等方面，担当更重要的角色，中国的自身利益，也就能得到最有力的维护。（徐立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