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委员刘玉村谈分级诊疗:二级分诊就够
国际在线报道(记者 易成晨):最近“号贩子”问题的热炒已经让众网友到了一听就怒的地步,关于“号贩子”问题的解决办法,全国政协委员、北大医院院长在3月6日发表的“提高挂号费”的建议让广大网友给出了褒贬不一的评价,在刘玉村看来,提高挂号费的初衷很简单,那就是促使病人不要都涌入大城市,而是尽量就地诊疗,这样才能让医疗资源的利用更合理更平衡。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也提到要在70%左右的地市开展分级诊疗试点,解决医疗资源供需失衡及由此衍生的“号贩子”问题,这或许是一种可行的办法。3月10日,国际在线记者再次专访了刘玉村委员,询问他对于分级诊疗的看法。
国际在线:上次您谈到北大医院300万的门诊量里有100万人次是不用去的,所以结合“号贩子”问题,您觉得分级诊疗是否是解决医疗资源供需失衡的一个关键办法?
刘玉村:对,现在大医院人满为患,每家医院都有几个重要的科室、出名的专家,这些人一定是所谓的稀缺资源,而另外一方面,病人看病那么自由,这必然产生矛盾。而且国家出台的一些办法比如异地就医报销,实际上是助长了这种矛盾的产生,它带来的副作用甚至是大于这项政策原本的目标期望的,所以实际上我并不赞成,比如京津冀医保联通,看病更方便,但方便的结果是大家都来北京了。
国际在线:前不久我刚去参观了河北燕郊的燕达医院,它是北京市属医院跟河北地方医院合作的项目,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促使河北的病人就在那边看病,就不要来北京了,这也是分级诊疗的一种措施?
刘玉村:对,我的观点还是病人要在家门口看病,所以政府出台的分级诊疗政策也是想达到这个目的。
国际在线:你觉得分级诊疗应该怎么分?怎么实施?
刘玉村:分级诊疗的问题是,它应该设计成一个什么样的内涵。按什么来分?按病情轻重来分?按病人付费能力来分?还是按病人的个人诉求来分?实施上,由谁来分?谁来控制流向?是靠行政的手段还是市场化的手段?我觉得这个内涵里涉及好多的关键词。
咱们简单说,这个分级诊疗到底分几级?现在中国医院的分级办法是一级、二级、三级,三级里分三甲、三乙,我个人认为分级分层太多,让病人觉得分那么多级,到底这级代表的是规模、能力、水平,还是什么?所以在分级这方面我主张分两级,一个是社区、村卫生室,乡镇卫生院,另外一级就是医院,病人在社区里能解决的就社区解决,解决不了的再联系医院。
比如北大医院对德胜社区,他们社区大夫看不了的病人,联系我们转到北大医院,我们跟他们有一个网上联通的机制,病人来预约挂号都是绿色通道,我们的医生看完了后,所有临床资料包括我们记录的过程、检查的结果、治疗的方案、开出的处方、化验的报告等各种结果完全从网上传回社区,他的社区医生就能掌握这个病人在北大医院就医的整个过程和资料。
实际上这个分级是非常有效的,而且让病人放心,所以我觉得这种分级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分级。在二级三级医院,你怎么分的出来这个病人先到二级合适还是三级?分不出来,疾病很难分。我觉得分级诊疗主要分的是医院,分两个级,谁来控制这个病人,他必须先找谁后找谁。
国际在线:那如何控制病人的选择?
刘玉村:行政的手段肯定是不能了,有一种半计划半市场的方式,就是医保,医保我给你付钱,我说的你得听吧?不然我不给你付钱。计划为主,市场为辅,结合起来,给病人看病的流程做了设定,这就有秩序了,那个东北女孩就不会因为一个不太大的问题跑北京来,她就不那么着急生气了。如果她真的有一个大病,她有需要,她的社区医生就给她转走了。
国际在线:医院内部是否也有分级机制?
刘玉村:对,病人从网上看了一些医生一些专业,但是谁真正懂这个病人应该由谁看?是我们。所以医院内部也应该有一个分级制度,比如阑尾炎,年轻医生看就可以了,更大的一点的病,副高职的看,风险特别大的,由医院最大牌的人出诊。
国际在线:卫计委主任李斌说,分层诊疗的要点在于基层首诊,您如何看待这个基层首诊问题,如其他委员所说,基层面临医务人才流失,那么如何应对?
刘玉村:现在基层的硬件条件基本具备,主要是信任问题,基层医生的能力水平、综合素质,在一定程度上让病人信任这个过程是一个相对长的过程。
国际在线:一方面要病人信任医生,一方面也要医生自身水平高?
刘玉村:对,高智商决定了你的能力你的水平,高情商决定了你的态度决定了你受欢迎的程度,所以实际上对基层医生的要求要比大医院里专科医生的要求更高,因为他接触的是实实在在的人,他甚至接触到病人的家庭,他影响到病人的价值取向。
国际在线:所以现在大家都去大城市看病,是因为基层医生不受信任?
刘玉村:对,现在基层医生还远没有达到让病人信任的程度。部分地区解决了,比如很多社区服务中心,待遇比较好,所以就能留住一些有能力情商高的人,就能良性循环,但很多地方还没有进入良性循环,这需要时间。
留住人的核心问题是待遇,你在三甲医院拿很高的待遇,到了基层差几倍,这样怎么能留住人?所以现在的分级诊疗,医疗能力的辐射,只能是城市辐射农村。
国际在线:通过行政手段呢?
刘玉村:做不到,现在社会是以市场为导向,国家也提多点执业、自由执业,这些概念会促使他们(医务工作者)更加流动,自主性更大。现在大家都在学美国,医生成为自由职业者,但是当我们遭遇重大自然灾害有灾难的时候,你派谁去?我是自由的,你凭什么约束我?拜拜吧。他完全可以这样,所以大家看事情一定要看两面。
国际在线:那会不会导致基层医生的整体水平一直无法提高?
刘玉村:只是时间问题。为什么说城市辐射农村呢?大城市里的医生慢慢的人满为患,不需要这么多医生的时候自然就会分流,三甲用不了就到二级,二级用不了了再往下走。专科医生、全科医生也是像水从高往低处流这样的流向,就业市场就是这样的规律,人们首先选择大城市,不行就二线,再不行三线,以此类推。
当然这背后的因素很多,不仅仅是待遇,还比如子女上学,这些是配套的,所以需要时间,大家不要太着急。
各级政府也不要太着急,你说现在看病到底难不难,我觉得绝对来说不难,不要非得挑医院,非要挑医生,能看得上病,家门口的乡镇医院县医院,城市里的社区医院,你不去你都赖政府?而且到了大医院,如果你不非要去看那几个科那几个专家,大家都能挂上号,没难到那个份上。
国际在线:所以从大家都想找专家来看,还是回到了对普通医生的信任问题?
刘玉村:是,中国人的特点就是一想到什么就要最大的、最好的、最快的,我们总是太着急。所以中国人要解决的两个问题,一个是着急,一个是信任。